据当时的三派全学联副委员长且是社学同运动者的成岛忠夫称,「〔三派〕全学联内部,中核对反中核联合的对抗关系,此时完全白热化。」如第十三章会提到的,三派全学联在「激盪的七个月」后,一九六八年七月分裂成中核派全学联与反帝全学联(以社学同与社青同解放派为核心)。
据说,此时中核派干部的北小路敏担忧斗争前的「同室操戈」,说服大家「至少不要发生乱斗。」法政大学的学生部长们也说服双方避免乱斗。此时从早大前来的无党派运动者内田雅敏也匆忙赶到,制止双方[11]。
就这样,三派忙着内斗,根本无法执行合作斗争。结果中核派的秋山委员长与社学同的成岛副委员长沟通后,决定八日行动的责任分配[12]。只是,干部间虽然沟通过,但根据中核派同情者的底层运动者回忆,「社学同与解放派採用什么路线战斗,我们全然不知。」[13]
第一次羽田斗争是首次正式使用武斗棒对抗机动队的斗争。但这似乎不是事前就计画好的状况。
根据共产同运动者府川充男的回忆,与中核派对峙的四派抱着武斗棒撤回中大,这些武斗棒捆包好后便放在中大学生会馆前。据称,深夜举行的共产同学生对策部会议上决定「将武斗棒带至现场」,但并未决定「用在对抗机动队上」。实际上,十月八日早晨自中大出发的社学同等三派全学联的部队还忘了带武斗棒,中途才由留在中大的学生们带着武斗棒追上本队,将其交给本队[14]。
同时,早大社学同运动者荒岱介回忆道,七日晚间全学联书记局下达「明天以武斗棒对抗机动队」的命令。荒认为这是因为「内斗时都用上了武斗棒,所以对抗机动队时也没理由不用。」接着荒写道,七日夜晚「拆毁中大教室内的长椅与桌子,打造了数百根武斗棒。当夜众人兴奋地几乎睡不着。」[15]
另根据共产同运动者三上治回忆,七日晚间共产同的学对会议上「谈到既然内斗时带上角材,那就试着让大家带角材去吧」,但「学对成员在会议中提出,怀疑〔学生们站在机动队面前时〕会放弃而扔掉角材。」[16]接着十月八日早晨,本队将角材忘在学生会馆便出发,数名学生之后追上交付武斗棒,这部分府川与三上的回忆一致。
如此,即便府川、荒、三上的回忆有所出入,但共通之处是共产同及其学生组织社学同的武斗棒原本用于内斗,直到前一天都没想过用来对付机动队。根据中核派同情者、高四生中野正夫的回忆,不久前的一九六七年九月,中核派在法政大也对民青使用武斗棒进行大规模内斗,在内斗中武斗棒已很常见[17]。日语中的武斗棒称为「Geba棒」,名称来自德语的「暴力」(Gewalt),此前虽用于学生运动内部,但根据府川的说法,那是用来「殴打其他党派」的,并无殴打警队的意思[18]。
在荒岱介的回忆录中写道,七日晚间,即便提出备妥武斗棒与机动队对峙的方针,「但没人愿意轻易接受冲破机动队人墙的方针。因为虽然大家都有强烈意识要阻止佐藤荣作访越,不过没人认为可以粉碎机动队。」[19]对一直以来屡遭机动队击垮的运动者们而言,战胜机动队根本是未知的领域。
因此如三上回忆中所提及般,共产同高层担忧学生们会在机动队面前放弃武斗棒逃窜,也不无道理。三上在回忆录中说明,「要学生以角材与头盔武装,不可能是由党派做出的政治性决定」,「不过是某人想到了就这么一提,也就这么一试罢了。」[20]
七日晚间,法政大约六百名中核派也决定在游行中手握与社学同及社青同解放派对峙时使用的角材。属于中核派的秋山三派全学联委员长表示,「社学同那些家伙,看到这种武装,大概也不敢出手吧。」一位见证此次游行的某法政大学生评论,「宛如印地安人出征前的舞蹈」,「如果再来个火堆,就一模一样了。」[21]
十月八日早晨,三派自各大学出动。大部分学生都头戴头盔,抵达羽田机场时也握起武斗棒。在早大的革马派约四百人,则另行出发。
三派全学联的副委员长,隶属社学同的藤本敏夫回忆,「头盔是因为〔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七月的〕砂川斗争时大量出现头盖骨凹陷的重伤者,从中学习教训后开始使用的,不过几乎全体学生都戴上,大概始于『十.八第一次羽田斗争』。」[22]中核派的同情者中野正夫也提及,一九六七年九月法政大的中核派与民青内斗上,虽然戴头盔的人数很多,但「当时戴头盔者大概就是〔示威〕列队的前三、四排而已。」[23]与武斗棒相同,头盔也在内斗中成为日常。而面对机动队几乎全员戴上头盔始于十月八日这点,几乎每个人的回忆都一致。
朝羽田机场前进的他们,内心有着什么样的想法,今日我们已无从得知。可能有年轻气盛感到兴奋的人,也有抱着彷彿校庆延长的心情的人。前东大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时任评论家并前往採访学生运动的大野明男则写道,他们内心的源头是「憎恨」与孤立感。大野在对羽田事件的报导中,如此写下对学生心中「情感」的推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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