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崎隶属的京大班级提出声明,表示「山崎君之死遭政治利用是最可怕的」,并指出「我们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哀悼。不能让他白白牺牲。然而对他的死在悲伤之余,不能出现急躁、轻率的举动。」[118]知名的马克思哲学家梅本克己也给十七日的「山崎博昭君中央葬礼」发送凭弔电报,表示「在凭弔山崎君之死的同时,排除所有的利用主义。」[119]
据当时的《周刊朝日》称,山崎的同班同学表示[120]:「我绝对反对暴力主义。但对于被这种主义附身的学生们,我却觉得很美。所以,当他们被称为暴徒时,我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就此凋零了。想要解除我们的不幸,这种纯粹的心境,我的心情是与他们有所共鸣的。」
「政府做得那么过分,所以必须採取行动,我觉得这种心情是值得赞许的。如果没有该事件,佐藤首相访问南越的严重程度,或许根本不会进到一般人的意识里。虽然这么想,但今日的学生运动普遍让人失望。没有任何一个派阀是信得过的。」
「最终,还是得靠行使选举权来表达反越战的心声不是吗?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吧。直接行动并无法阻止日本输出武器。」
「我完全不懂学生运动的本质或马克思主义。从升学考试中解放出来,首次在京大校内见到张贴的传单、拿着扩音器演讲的人时,顿时觉得:啊!原来这就是大学啊。我还不成熟,所以对于轻率的行动,觉得还是该加以克制。」
包括发言的学生在内,大部分普通学生的意识与上述内容大同小异。但不管新左翼党派干部的算计如何,山崎之死还是牵动着一定数量的年轻人的心。
而这些学生们也某种程度上把山崎理想化了。当时的周刊杂志採访到学生如下心声:「直到现在,好像仍可听到他说『你们也能抱着必死决心抗议吗』的声音。」「绝非死得毫无价值。他的死是否有价值,由我们今后的运动决定。」「他是因反对战争而被杀的国民英雄。我也打算追随他的道路。」[121]
这样的学生们对大众媒体的「暴力」报导发出反弹。京大的某学生表示,「社会上把我们的行为评价为暴力,但最大的暴力是战争,其中最清楚直接的表现,就是越战。」中核派的学生干部吉羽忠主张,「虽然我们被说成暴力,但提着手枪挡在我们面前的警队,那才是暴力。对我们而言,为了否定暴力,只能使用暴力。」[122]
他们也批评不为反越战做出行动的「大人们」,以及包含共产党在内的革新政党。前述的吉羽主张,「问题出在批评我们的大人们,自己却不尽自身该负的责任。这也包含当天热中于赤旗祭的日共……。」参加山崎追悼游行的某高中生对採访的记者喊道,「批评羽田事件的大人,在阻止佐藤首相访问越南一事上,究竟做了些什么?」[123]接受战后民主教育的他们,对让民主主义空洞化的「大人们」感到愤怒,一如第一章所述。
据当时的明大学生上原俊介称,武斗棒是脆弱的杉木角材,「只要一次打击就会啪地断裂」,他对「改变过去以来错误的政治表现,致力于自我表现」的说法表达出共鸣。亦即,所谓头盔与武斗棒,与只有嘴上说说但却不行动的「大人们」或既存革新政党不同,是一种「自我表现」的选择[124]。
透过这种新的「自我表现」首次击败机动队的事实,为斗争参与者留下胜利感与解放感。一位参加者于后年如此叙述[125]:
武斗棒(角材)与石头产生了巨大的解放感。终于能从过往悲惨的游行中跳脱出来。在此之前,去参加游行就等同去挨机动队揍。因为有美国越战这种更大型的暴力存在,相较之下我们的暴力根本不值一提。羽田斗争因具备反越战的大义名分,所以是一场祭典。
据说在羽田斗争开始前,三派全学联的秋山委员长说过「〔由机动队〕包夹而被干掉的游行〔三明治游行〕,已经让我们受够了。这次要干场真正的示威游行。」事件当晚的记者会上,秋山也表示「我认为击垮机动队的压制是一项重大的成果。」[126]
「可以反击机动队」这个事实,也让一些人可以感受到自身的「存在证明」。参加第一次羽田斗争的学生后年如此回忆道[127]:「当时称为『暴力打开的地平线』,这确实激发了运动的活力。我认真思索是否能落实『武力阻止』这个词汇,能落实到什么程度,也感悟到除了去现场战斗,别无其他办法证明自己的存在。共产党没有这样的觉悟。」
从这些参加者的说法可以窥见,他们透过与机动队互殴,得到了「活着」的现实感和「自身的存在证明」,不同于只出一张嘴的共产党或「大人们」,展现了言行一致的决心,因为有这样的理由,所以手持杉材武斗棒与戴头盔的造型才大受学生欢迎。从破坏效果而言,杉材的武斗棒等称不上是武器;武斗棒与头盔是被当作对「满嘴谎言」的「大人们」表达反抗及决心的「自我表现」象徵,也是跳脱经济高度成长下「现代的不幸」的一种手段,所以才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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