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从8月底到10月底这两个月中,我家不知来了多少批红卫兵。家中值钱的东西都被他们抢的抢,偷的偷,拿光了。三层楼的房子,十几间房间,每间都像刚遭过战火一样:家具挪了位,横七竖八地放着;抽屉开的开,关的关,有的还翻倒在地上;满地都是踩脏的衣服、被单,撕碎的纸片、书画、文件;打破的瓶瓶罐罐,堆得有几寸厚。我们也懒得打扫、整理,因为知道整理、打扫好了,说不定再过几小时就会有一批红卫兵来抄家。何况,那时已听见有资本家被扫地出门的事了。消息传来说:某某大资本家被赶到棚户区去了,一家几口挤在阁楼上,只有几平方米大的房间,还没有自来水和卫生设备,要每天去公用水喉提水,去公用厕所大、小便,还要倒马桶。还听说红卫兵让某大火柴厂的老板一家住没有抽水马桶的房子,他们两夫妇都是全上海有名的大胖子,有几百斤重,以前我看见他们坐在三轮车里,一个人坐一辆还塞得满满的。现在只好用木马桶,一坐上去,马桶就散开了,粪尿流得满房间都是。这简直是恶作剧!
我想:我们一家四口在这样大的房子里总是住不长的,不知会搬到哪儿去呢。只希望不要如此狼狈就好了。
“文革”中住处:上海江苏路安定坊184弄16号
11月4日下午二点左右,突然居民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和房管处的几名干部来了,通知说:这房子要做红卫兵串联接待站,我们明天就得马上搬出去。
那时,我经过两个月抄家、批斗的折磨已经吃不消了,经常会感到恶心、气闷,脉搏间歇很厉害,心脏也很不好,又患严重的失眠症,正躺在床上。我丈夫半年多前刚中风出院,抄家前已能行走,现在受了刺激又严重起来,也躺在床上。我想:现在要我们立时三刻搬出去总不是好事,只希望不要搬到棚户区去;再说,一房子抄剩的木器、衣物叫我放到哪儿去呢?总不见得再让我们住几百平方米的大房子吧!这样想着,我就对干部们说:
“你们要我们搬到哪儿去呢?我们只希望住的地方要有自来水和抽水马桶。我丈夫中风过,身体不好,希望你们能够照顾照顾。再说,这里剩下的东西怎么办呢?”
一个干部说:“给你们住的地方当然有自来水、抽水马桶。这里的东西我们会照顾的。你们不放心的话,现在就可以跟我们去看房子。”
那天,我的大儿子和小儿子正在家,于是,我们三人就跟他们去看房子了。原来居委会打算让我们搬去的房子就在附近,离我们自己的房子只有十五分钟路,在一条很大的弄堂里,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分配给我们的是朝北的后间,倒很大,好像有二三十平方,但黑洞洞的,只有一扇窗,窗外一二米就是别家的高墙,几乎完全没有光线能射进来。房里唯一的光源来自很高的一扇天窗,像牢房一样。而且这幢房子的住户好像很多,只见周围都是人家,厨房、洗澡、水龙头都是公用的。
我大儿子对里弄干部说:“我父亲中风后身体到现在还未复原,能不能换一间朝南有阳光的房间?”
高诵芬及丈夫“文革”中与小孙子及小外孙(摄于住处)
高诵芬及丈夫文革中与小孙子及外孙、外孙女(摄于住处院中)
他们回答道:“这样的房间,条件已经很不错了。很多资本家被扫到没有卫生设备的棚户去了,你们也一定知道。还要挑精拣肥吗?明天上午就搬进来吧!”
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我们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好默默依从。回到家里,我们整理了一些东西,把要带的必需品装在几个箱子里,再决定要搬什么家具去,还打算明天一早请人先帮我们去那间房打扫一下。
谁知第二天早上,居委会来人通知:“不要搬了!”我们不知是吉凶祸福,心中转辗不安。到了下午三点钟,突然来了大批街道党委、居委会和房管处的干部,男男女女总有几十人,他们叫我们立刻搬到附近另一条里弄去。我们说想先去看一看,至少也要先去打扫一下吧。他们说:
“不用看了!花园洋房,还有什么好看的!”
说搬就立刻要我们动手。我们以为至少昨天已经整理了一下东西,那么就把准备好的东西带去吧。谁知他们说,所有带去的东西都要检查过:衣服只能带布的,呢绒、绸缎、皮货一律不准带;家具只能拿最劣质、简单的。而且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一条被子;再拿一张原来放在院子里吃饭的白木桌子、四张方凳、一张大床、两张可以折叠的钢丝床和一只放被子的被柜!后来大儿子说,他是当老师的,总要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吧。他们说,拿了书架就不能拿书桌,两者选一。最后,大儿子选了书桌,于是他们让他拿了家里最破旧的一张。大儿子又说,父亲中风还未回复,希望能有一张有靠背的椅子可以让他坐坐,于是总算他们答应让我们拿了一张藤椅。至于书籍,除了《毛泽东选集》,我们只能拿一套《鲁迅全集》。这就是我们允许带去的全部财产!
我在二楼房里整理要带去的衣服时,里弄干部们就在旁边监督,顺便就在我们的抽屉中乱翻。平时都是邻居,现在却“痛打落水狗”,翻脸不认人了。一个叫刘英的干部,在我的柜子里看到一块绿格子的锦缎被面和一对白布绣花的枕套,拎起来对大家说:
“看呀!他们用这么讲究的东西!”
我心里暗暗想:真是少见多怪,乡曲小民!这种普通东西也值得大惊小怪!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