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共高祖以下几房住在一个大墙门内的。直到日寇侵杭,各房人家都避居外地,从此分散,不再在同一个墙门里住了。(注1)
我小时候听父亲说:不知那一房做官的长辈触怒了清朝皇帝,听说要来抄家,于是其他几房人家为了自保,就在每房大门口都贴上“某房”的纸条,意思是大家已经分开,以免殃及池鱼。后来,风平浪静,并没来抄家,大家才放了心。(注2)
到我十二三岁时看了《红楼梦》,才知道抄家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贾府倚仗皇亲国戚的地位,做了许多丧天害理之事,罪有应得。谁知道过了三四十年,我自己竟也亲身尝到抄家的滋味了!
注1:根据资料,我们高家从乾隆年间迁杭始祖高士桢开始,就住在杭州孩儿巷双陈衙了。我曾祖父去世后,我父亲与他叔叔们分了家,还是住在那里,只是改了进出的大门,所以地址就变成了“布店弄”。1949年改朝换代后,这栋房子卖给了我哥哥那时工作的单位:浙江卫生实验院。近年来,杭州房屋改造,孩儿巷一带就彻底变了样。现在,在孩儿巷口建了个所谓的“陆游纪念馆”,因为据说陆游的名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就是他住在那里时写的。这里,以前也就是我们高家的住宅所在了。
注2:关于此事,我有点怀疑可能就是因为我母亲的三叔祖高尔嘉(子谷)与刘鹗勾结,泄密于俄国使馆案发,高家才怕政府会来抄家的。那时,我母亲还远未出生,所以她不会知道。后来,刘鹗充军新疆,病死于该地。高子谷如何处理不很清楚,但至少二十年代他已在上海做寓公,并听说到五十年代初才过世。可参见本书第30章《姨太太》注4。——徐家祯注
在上海江苏路家中走廊上晒太阳 (左起:家祯、家和、高诵芬、家汇、徐定戡)(摄于1964年春节)
家树与家汇在上海江苏路住宅院中(前立者为家祯同学叶世坚)(约摄于1960年前后)
1965年年末,我丈夫中风了,从医院出来以后就在家里休养。那时,每天都有几个私人医生上门来为他看病:看神经的是曾经臣医生,看心血管的是周颂康医生,中医内科是汪月龄医生,管针灸的是陆李还医生,管推拿的是李鹿平医生;再加日夜班请的两位护士是彭云卿和陈辉女士。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为了服侍我丈夫方便一点,由我的老友程英美医生介绍,我们雇佣了一个男佣老李,每天早出晚归,来照顾我丈夫。那时,我们每天忙于照顾病人,对外面社会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竟然毫无所知,简直好像住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
到了1966年8月下旬的某一天早上,老李照例按照我的吩咐打电话去约各位医生来诊治,可是他来告诉我,每位医生都对他说:
“老李,请你转告徐先生,上海今天开始,全市所有的私人医生都不许开业了。”
不一会儿,两位护士也来电说不能再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外面的局势已经如此紧张。幸亏老李不属于任何单位,他可以照样来照顾我丈夫;我家原来雇佣的女仆也仍在,所以家务暂时没有问题。
从这天开始,我即使呆在屋里,也可以听见街上不时传来口号声和锣鼓声,日夜不停。又听见传说,愚园路上大隆机器厂的老板严庆祥家已经抄了家,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另一家杨氏药厂的资本家杨树勋也抄了家,家里的衣服都挂在阳台上展览呢。杨家离我家很近,我知道杨先生的填房太太一星期前刚生了孩子,还在医院呢,现在抄了家叫她怎么办呢?就好奇地去看看究竟怎样。到杨家门口,果然只见沿马路的阳台上挂满了皮货和五彩的绸缎、衣料之类,像商店的大拍卖一样。我心里一惊,想:怎么政府又变起脸来了?难道又要来一次整资本家的运动了?但转而一想,严庆祥和杨树勋都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而且他们在五十年代初的“五反运动”中都被评为过“严重违法户”,可能现在查出来又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所以红卫兵才去抄他们家的吧。
当时,我的四个孩子中,中间的两个都已经去外地读大学了,不住在上海。家里只有大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教书,小儿子还在高中念书。那天小儿子回来说,他的一个同学家也被抄了,而且还逼他有病的母亲在前园挖掘草地、花圃,怀疑他们在地下埋了金银财宝。那同学的家长我也认识,她家是开一家有名的肥皂厂的,祖父在抗战时因为爱国而被日本兵枪杀,所以她家一直被政府列为“爱国资本家”,连后代都被看做“烈士子女”;那同学的母亲一向十分积极,在工商界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怎么现在说变就变呢?(注3)
不一会,我大儿子也从学校回来了。他说,今天他带学生下厂劳动,回家时看见红卫兵在路上剪路人的裤脚管,说是“小裤脚”;也脱路人的皮鞋,说是“尖头皮鞋”,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有的女孩子的裤腿被剪破了,只能在路上哭;脱了皮鞋的人只能赤了脚回去。他说,明天开始他不穿皮鞋上班了,要我找一双布鞋出来。我听了更加觉得大惑不解了,但总不相信我们自己也会遭到如此厄运。
再过了一两天的一个晚上,忽然锣鼓声敲到我们弄堂来了。原来是我们自己厂里的红卫兵来抄在我家隔壁住着的三叔公的家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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