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婚第二年秋天,日寇在卢沟桥发出挑衅,于是爆发了抗日战争。我先从报上看见上海南京路上扔了一个炸弹的消息,说大世界门口血肉横飞。后来有人从上海回来,传说得更为详细,说这次死伤行人不少,南京路上炸死的人堆成小山似的一座;电线杆上挂着女人的手臂,上面还戴着金戒指;先施公司也炸掉一部分,里面一只很大的挂灯掉下来,把一个女职员罩在里边,居然毛发无损。又传说,这次是因为国府的军政要人在先施公司楼上开军事会议,所以日本飞机才来投弹的。但也有人传说,这次炸弹并非日寇所投,而是因为黄浦江上停着日本军舰,国民党的飞机想炸日舰,投弹不准,误炸了南京路。真是谣言四起,众说纷纭。
过了一些时候,日机又来杭州笕桥投弹。听说这是因为笕桥有机场和航空学校。这一下,杭州也开始人心惶惶了。
我夫家的祖坟在三天竺(注1),我们就决定到三天竺的坟庄永思庐去避难。永思庐就在三天竺寺对面一个略高的坡上,是一座三开间的平房。前面是一个厅,两旁前后均有厢房,旁边是厨房。平时,坟庄是由管坟的张妈和她十七八岁的独生子住的。
张妈的娘家就在天竺,所以她是老土地,当地人都认识她。
注1:我夫家——即徐家的——祖坟,在三天竺寺对面,叫永思庐。坟庄的房子,白墙黑瓦,六米的一个平台上。过了永思庐坟庄门口的平台,就是一条铺得整整齐齐的、长长的、上山石阶,每走十几个阶梯,就有一个平台。石级两边,每隔几级,就有一块长方石柱,上刻“永思庐徐氏”字样。走过十几个平台,就到一片一两亩地大小的山腰上的平地。平地正面是一排凹字形的墓穴,高出地面。这是因为杭州一带风俗,棺材不埋在地下,而是将坟墓做在地面上。徐家坟墓是先在地面造一个一米左右的高台,然后在高台上用石板砌成一个个石室,就是墓穴。人死了,将空的墓穴正面的一块石板移开,把棺材推进去,再放回石板,封死,就是坟墓了。死者的名字等,就写在正面那块石板上。每个墓室都很大,足够放两具棺材。要是夫妇中一位先去世,可以先放进墓室。等另一位也百年之后,可以把墓门打开,再放进第二具棺材,以达夫妻同墓的目的。徐家那排凹字形的墓,大概有十多个墓穴,但到1949年改朝换代为止,只有几个墓穴是有棺材的,如:我太婆和太公合葬的那个墓穴、我公公和婆婆的墓穴、还有我三叔公徐礼耕先生第一位和第二位夫人的墓穴,其余墓穴都是空的。凹字形墓穴中间是一张三四平方米的大石桌,放供品所用。石桌前还有一块也是石制的矮平台,这是用作祭祖时跪拜用的。这片坟地的风景很好,面对北高峰和天马山,在一个山坳里,周围都是茶树和别的树木,终年碧绿青翠、宁静安谧。
1949年前,大家庭每年定期要去祭祖;1949年后,没有了大家庭集体的祭祖活动,但我与丈夫和孩子们每次去杭州,大多抽时间到坟上去看看,顺便也到坟亲张妈那里去坐坐。张妈总泡茶出来招待我们,我们当然也给她丰盛的茶钱。可能我三叔公和二叔公每年还会给张妈一笔钱,感谢她帮我们照顾祖坟。
“文革”中,我儿子家祯去过杭州几次,每次他也还去坟上看看。大概1968年前后,他去坟上,只见有几个已放棺材的墓穴被人打开了,石板被人偷取,少了不少。有的棺材露在外面,有一具棺材还被打破了,里面露出红绸和棉花。可能“红卫兵”或“造反派”以为徐家是富有的大户人家,棺材里大概有什么值钱的陪葬品。其实,按照杭州风俗习惯,棺材里是不放任何陪葬品的。
过了不久,张妈就通知我们杭州的亲戚,说公社里要用坟上的石板建房子,最好徐家派人去处理一下棺木和遗骨。那时正是“文革”开展得最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活人怎么还有心思、精力和金钱去顾死人呢?再说,那是毫无王法的年代,即使墓地是属于我们的财产,但公社只要说一声他们“要用”,我们怎么敢说个“不”字?!记得一天,三叔祖忧心忡忡走来跟我丈夫商量,应该怎么办。最后决定,请三叔祖在杭州的一个儿子去买几个陶瓮来,把遗骨放入瓮中,再出钱请社里的农民挖几个深坑,把瓮埋了进去。所以,后来儿子家祯再去坟上,就再也不见墓穴、石桌和墓道了。最近几年,听说天竺开了公路,修了公园,还开了山底隧道,那么,说不定我们深埋的那些盛祖先遗骨的陶瓮,已经被挖出来,不知扔到何处去了吧!
注2:关于我父亲在狮子峰上的别墅意胜庵,可见本书第13章《阮师傅和杨海师傅》注2。
我丈夫家人很多,连我太婆、三叔公婆和他们的孩子、二叔公和他的孩子,还有佣人、奶妈,一共去二十几个人。我的二叔婆因为怀孕快生产了,就没有去,住在教会办的仁爱医院里待产。我丈夫的外婆家也到天竺去避难了,他们在中天竺庙内租了一栋房子住着。我父母、兄弟则住到父亲在狮子峰上的别墅意胜庵(注2)去。我丈夫当时正在浙江兴业银行工作,虽住天竺,仍每天去城里上班。每逢星期天,我就和丈夫一起爬山去狮子峰看望父母,吃了午饭,下午才回三天竺。记得有一次,还约了三叔公的女儿八妹一同上狮子峰去游了一天。当时,八妹只有十一二岁,活泼可爱。
高诵芬二叔婆在杭州天竺上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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