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同几个年轻的男女亲戚去玩了附近的小山,到傍晚才回家。到家门口,只见丈夫和诸长辈都很着急地在门口等着。原来他们怕我们几个年轻女子在路上遇见歹徒,十分不安。我知道回家太晚了,让长辈和丈夫担心,心里很是抱歉,连忙低头不语地走进房里去,从此再也不敢与他人随便出去游逛了。
在里山住了不久,一天早上,我无意中发现胸前皮肤内有一粒如黄豆大小的硬块,就说给丈夫听了。丈夫很着急,怕是乳房癌。因为他舅母生过奶癌,开过刀,割去了两乳,所以我们就去外婆家找她。舅妈一摸我的硬块,也吃不准是不是跟她症状一样。我丈夫决定带我回杭州去医院检查,而且次晨就动身出发。
我们主仆三人走到船埠头,正巧有一只小火轮停在那儿。问开船的去不去杭州,他点头说可以,但要价五块大洋。我丈夫一口答应,就进了船舱。刚坐下,见岸上有一家老小,约七八人,看样子是老母、子媳和孙辈,也想去杭。他们来问能不能带他们一起去。我们的船不小,再加他们一家也地方足足有余,丈夫就允许了,让他们坐在外舱。晚上九点多到钱江大桥,他们就上了岸。老太太叫儿子来问要付多少船钱,我们当然坚决不收。他们谢了就上岸而去。
我们也上了岸,只见大桥上车水马龙,一片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的样子。路边正有几辆人力车停着,遂雇了三辆,到了老家。
次日到浙江医院就诊,只见一片人去楼空的凄凉景象。偌大的一个医院中只有一个鼻科医生在值班。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了。经他仔细检查,说没有问题,只是淋巴腺体而已,就放心回家。
这时,家中只有一位姓吴的老账房和两位练习生在管家,还有两个厨师、司阍和车夫等佣人。我们在家里住了几天正准备回里山去,忽然在一天傍晚五点左右,三叔婆带了助产士、几个小孩、仆人、奶妈,由二房的三弟陪着,也到了家中。原来三叔婆不习惯住在里山,说每天受烟熏,以后生产时眼睛会成毛病,于是决定带了一部分子女回杭。三叔公不放心,就让当时已经十八九岁的三弟陪他们同来。本来,三弟是拟定送到杭州后只住几天就回里山去的,谁知三叔婆一到杭州只有半小时就发动要生了。幸亏有助产士在,很顺利地生了一个女孩。我丈夫家的孩子都按大家庭总的人数排行,所以我就要叫她二十妹。(注3)
注3:我三叔公,即我丈夫的三叔叔徐礼耕先生,可参见本书第23章《结婚之四》注2。礼耕先生一生娶过三位太太:第一位即本章说到的那位,是杭州骆驼巷王家的小姐。王家开办王悦昌绸庄,当时被杭人称为“首富”之家。这位大太太生了十几个孩子,后来得病去世了。礼耕先生的第二位太太姓潘,只生了一个儿子,就在生产时因心脏病去世了。此事曾在本书第27章《吴烈忠医生》一文中提到过。这个儿子在我丈夫这一辈中总排行第24,所以,我们叫他廿四弟。礼耕先生的第三位太太姓俞,生了一个女儿,总排行是第25,我们叫她廿五妹。本文中提到日寇犯杭时在家里出生的那个婴儿是女孩,总排行是第20,所以叫她二十妹,可惜未成年就因病去世了。
这时,杭州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三叔婆刚生孩子不能马上去里山,在杭州家里住下去又不安全,总得想个更安全的办法。我丈夫就去跟徐家的老朋友朱孔阳先生(注4)商量。朱先生是杭州青年会的负责干事,他正要借美国教会的力量在青年会里办起一个难民收容所来。所里分高级和统铺两种房间:楼上是按房出租的,每间每月三十六元;楼下后面原来是一个室内操场,现在在地下铺了稻草、芦席,做统铺,主要收妇女,不收钱。在大门口挂起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子,以免日兵进入捣乱。
我丈夫一算,连三叔婆一家大小一共有十几个人,就租了楼上朝南的两间,万一情况紧张可以住进来。他从朱先生处回来就把此事跟我们说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一天下午,我正坐在三叔婆的房间里闲谈,忽然听见一声巨响,连房屋都震动起来,乃知一定是日寇炸杭州了,但不知炸的是何处。到傍晚,想开电灯,电灯已经不亮,后来传来消息说:国军已经撤退,撤退前他们把发电厂和钱江大桥都炸毁了,想阻止日寇进攻的速度。这时,整个杭州一片黑暗,社会秩序也大乱起来,坏人乘机四处抢劫。我们大家非常紧张。
注4:关于朱孔阳先生,可参见本书第40章《一位朱先生和三位朱师母》。
我丈夫说,日寇势必犯杭,家中目前有产妇及我和十一二岁的八妹两个年轻女子,留在家里很不安全,还是尽快迁到青年会去住。但三叔婆则一派太平思想,认为自己刚做产妇不到一个星期,不可外出吹风,无论如何不听我丈夫的劝告。她用浓重的绍兴口音说:
正在建设中之钱江大桥(摄于抗战前)
未被炸毁前之杭州发电厂(摄于抗战前)
“要去那(你们)去好哉。我只要大门关上,里头睏睏吃吃,怕点啥!屋里绍兴老酒一坛坛放咚(放着),鸡、鸭、火腿、鱼刺、海参也有咚(有着),有啥要紧!”
我丈夫实在无法说服她,只好晚上坐在太婆的房外点起蜡烛跟账房里的吴先生、徐先生和三弟商量。我见吴先生已经吓得说话结结巴巴了,手里夹着香烟,火光一上一下地颤动,映着微弱的烛光,情景更为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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