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中国的医疗体制,跟现在的很不一样。1949年以前,除了医院——公立、国立医院很少,大部分不是私人医院,就是外国教会办的医院——以外,生了病就要去看“私人医生”。不管中医、西医都如此。1949年之后,私立医院大部分变成了公立。到了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变成公立医院的私立医院,也“公私合营”了。而私人医生,则也大多“合作化”起来,成立了“联合诊所”,或者进医院去看病人了。于是,所谓“私人医生”开业的“私人诊所”,就越来越少了。但是,据我所知,在上海,“私人诊所”是一直存在到1966年“文革”开始的。该年八月,“红卫兵”上街“扫四旧”,上海才真正取消了“私人医生”的“私人诊所”。至于外地是否如此,我就不很清楚了。改革开放之后,私营医院倒又恢复起来了,但是私人诊所,在中国好像还没有恢复。当然,不合法的“地下诊所”,是不能算数的。
注1:本篇,先母只留下一些零碎的草稿,我在整理时做了大量的增补和修改,使篇幅增加了一倍以上,有很多内容是根据我的记忆加添的,如果有错,应该由我负责。本篇中的医生名字很可能有错,除了我考证后发现确有错误的已经加以纠正了之外,其余一律按照先母草稿或我的记忆来写。要是有错,也应由我负责。——徐家祯注,下同。
我家传统,以为医院设备不佳,医生资格浅,病人太多,因此医生看病马虎了事、很不仔细,于是,凡是生病,除非要开刀,只能进医院,否则,就一定去看私人医生的。即使要进医院,也必进私人医院,因为还是可以请私人医生开刀,可靠一点。所以,从我有记忆开始,到“文革”开始私人诊所取消为止这半世纪中,我在杭州、上海两地看过的私人医生不计其数。有的在沪杭一带,甚至全国,都算十分名医。有的还成了我们家很好的朋友。
我在前面就写过三位医生:一位是杭州我小时候看过的孙云章医生,还有两位,则是上海的吴烈忠医生和汤书年医生。(注2)这三位医生不但是我们的好朋友,还是我家的世交,有了两三代的交情了。现在,我想写的,是出现在我头脑里的另外几位医生,对现在没有看过私人医生、去过私人诊所的读者,或许会有些新鲜感。
我小时候住在杭州,一直住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我二十岁时,才搬到上海去住。因为离现在太久,小时候看的杭州医生就有点记忆不清了。记得,当时,凡是大人有病,总请几位所谓的名中医来看病,如:金之久、黄向全。这几位医生我有没有见过都已记不清楚,连他们的大名写得对不对都不知道了,因为只是常听大人在嘴里叨念而已。这些医生都是杭州近百年前的名医,我想,即使在杭州,现在大概也找不到听见过他们名字的人了。
注2:关于这三位医生,可分别见本书第12、27和46章。
我父母中西医都相信,所以,有时也看西医,如:江秉甫、黄自雄、张宝春、钱潮,等,都是留学生。我们小孩生病,则看一位叫包金林的西医。记得他总穿西装,打领带,脚上一双黑皮鞋,在杭州,当时是很洋派的打扮。他总给我们喝一种暗红色的药水,有甜味,大概就是咳嗽糖浆之类的东西吧。我们生小病,就去包医生诊所就诊;有热度发烧,就请他出诊来我家看。
记得我十几岁时,杭州出现了一位后起之秀的中医,叫陈道隆。他无论门诊、出诊,都先替病人量体温。这在当时杭州,是很新派的事情,因为一般中医,是只把脉,不量体温的。于是,大家都相信他,一时就生意兴隆、名声大振。有一次,我哥哥出痧子(即得麻疹)了。那时,他已十四岁。在中国当时,出麻疹是很普通的事情,人人一辈子都一定要出一次。出过一次,一辈子就不会再出了,因为体内会产生免疫力。但是,一般人出麻疹,都是很小的时候——大约三四岁、七八岁的时候。年龄越大,病情就会越严重。要是到了二十多岁才出麻疹,往往就会有性命之忧了。
因为我哥哥出麻疹很迟,所以我父母很担心,就请西医孙云章和中医陈道隆两位来会诊。记得陈医生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身穿毛料长袍,脚上穿的却是西式的黑皮鞋。他说:得麻疹的病人要保暖,不可吹风,就是所谓要“焐”。焐到全身发出红点。他说:“一日有三潮,三日有九潮”,大概意思是一天会发三次红点,三天共发九次红点。等到全身都发到,红点就会慢慢退下去,这样就算痊愈了。陈医生说起话来有腔有调、抑扬顿挫,我们小孩听来觉得很滑稽,于是等他走了,我们兄妹三人就学他口气讲话。边讲边笑,闹了好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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