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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后记

我和家母合作的《山居杂忆》终于结束了。历时半年有余。本来以为只要五个月即可完成,结果多花了一个半月;本来以为只用二十万字就可写完,现在也多用了八万字。写完之后因为言犹未尽,就再加个《后记》。

《山居杂忆》是家母的回忆录。一般来说,回忆录多用时间顺序来写。这次我们用的却是以人或事为纲的写法,这倒有点像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在开始动笔的时候,我们却并未有意识想要如此。只是因为一开始是写杭州的四时风俗,后来就想到了写人,于是自然形成了《史记》以记人记事为纲的格式。

不过,跟《史记》不同的是,《史记》把人分成主次:以“本纪”序帝王,以“世家”述将相,以“列传”志士庶。各篇排列先后有序,绝不颠倒错乱。而《山居杂忆》却有意把各种人物混杂在一起,不分先后、主次。这正是为了要体现“人人平等”的思想。

事实上,本书内只有很小一部分写的是自己家人;其余篇幅,大多用于写亲戚、朋友、医生、老师;还有很大的篇幅用来写女仆、男佣。这是遵循周作人先生的主张,要写“人的文学”,把一个时代的人物、风貌记录下来。

家母从来没有正式进过学堂,她所受的教育只局限于十八岁结婚前的私塾教育。结婚以后,家母又从来没有正式到社会上去工作过。她的唯一社会活动经验就是五十年代被里弄推选为妇女代表,以及差不多同一时期,响应政府要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号召,去里弄生产组参加了一段短时间的劳动。所以,总体上来说,家母婚前只是一个闺房小姐,婚后只是一个贤母良妻:如此而已。但是即使如此,她也能通过她的亲戚、朋友、仆人来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再加她出身于世家大族,后来又嫁到一个社会关系很多的大家庭中去,所以即使她本人的社会活动有限,却并不影响此书表现的社会面。其实,作家的创作能力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跟他的社会活动并不一定成为正比,这点在文学史上也可找到根据。美国著名女诗人爱弥丽·狄勤生(Emily Dickinson, 1830—1886)一生住在家乡,除了三次外出访友或求医,几乎足不出户。生前,狄勤生只发表过两首小诗,但在她去世之后,却在她的遗物中发现大量诗作,总数达一千五百首之多,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可见,即使毫无社会活动,也并不妨碍诗人的创作。

事实上,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很多,光是作为主题来叙述的人物就有几十个。如果把书中各篇提到的人物也计算在内,则大约有上百人之多。上到总统、大臣,下到贩夫、走卒,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一点踪迹。这可能是本书最大价值之所在。

作为主题来叙述的几十人中,恐怕除了倪兄之外,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山居杂忆》出版之后数年,我们才发现原来书中所写我的小舅也健在美国纽约。不过那是我写成《后记》以后的事了,不在这里更正原文,只加一注,用以说明——作者2007年注)所以,倪兄应该以作为活人而能有与死者同时列入史册的资格而感到荣耀!

在写人物时,我们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地加以描述和记叙,不因人“讳”言,让读者自己对文中的人物作出评价。虽然作为作者,有时也不免要在文中作一些评论,但我们希望读者能把这些评论看做是作者的一家之言而已,作者并不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幸亏家母的记忆力很佳,所以能把几十年前的细节、小事都一一记出。在写初稿的过程中,家父也帮忙记忆。我在整理的阶段,则尽我之所能再加以补充或作些查考工作,尽量使文中所述准确可靠。但散文究竟不是历史,由于记忆的不确而造成的错误在所难免。好在即使历史书里,有意或无意的错误也通篇都是,所以,散文中有些无意识造成的错误当然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本书不但所有的材料都来自家母的回忆,而且绝大多数篇幅都确是家母亲自动手起的原稿,我只是在篇章结构和文字语句上作必要的调整和润色。在整理时,我尽量保留家母底稿中的词句,以使文章更有特色。在写作过程中,家父参加的意见很多。很多细节都是由他提供的,尤其是有关历史和典故方面的材料。书中有极少几篇,是由家父起草,再由我修改、整理的。每篇文章写完,则都由我们三人共同讨论修改。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三人合作写成。但既然家父不想署名,我们就仍用两个人的名字,这样也显得前后一致。

今年是家父八十岁寿辰,也是家父、家母结婚六十周年。《山居杂忆》的完成倒正是对这两个喜庆的最好纪念!

徐家祯
1995年9月21日
于斯陡林红叶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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