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子湖边柳,番风四纪春。
朱阑浑已朽,欲觅倚阑人。
我有一个同胞哥哥,比我大三岁;我还有一个同胞弟弟,比我小三岁。我和弟弟的出生还都跟花儿有点关系:我出生那年,家中园里有一株牡丹花开得特别茂盛,我父亲数了一下,有三十六朵花!他说:“今年要生女孩子了。”果然,在农历三月廿六生了我;我弟弟的生日则是农历二月十二,这天叫“花朝”,是百花的生日。过去,到这一天之前,要在每株树木上都贴一张红纸,表示给它们过生日。
我们三兄妹从小生活在一起,一同进私塾念书,一同玩儿,感情很好。现在,我的哥哥还住在杭州,我们时常通信;而我的弟弟,却已失去了联系,我时常想念他,特别是我现在正在写杂忆的时候。其实,如果没有我弟弟的话,我今天根本不可能坐在南半球写文章呢!
我弟弟小名叫“宜官”。他从小有慈悲心肠,不但不杀生,而且更爱生。他喜欢养小动物,更喜欢养猫。我家那时养了一只纯白色的猫,眼睛一蓝一黄,品种十分名贵,叫“日月眼”。她生了小猫,也是日月眼。弟弟把大猫和小猫都养在家里,不肯送人。后来,小猫也大了,又生小猫,也是日月眼,也养在家中。于是,三代同堂,都在一起,十分有趣。
我弟弟还爱养兔子,每天自家去喂它们。兔子很会生,不久就生了一大群小兔子。有一天,弟弟以自家菜园子里种的莴苣笋的叶子喂兔子,谁知兔子不能吃莴苣叶,大小兔子竟然全都拉肚子死了。弟弟心中难过了很多天。
弟弟也养了很多鸡、鸭、鹅,但从不杀了吃肉,只生蛋吃。有一次,一个包车夫和一个女佣嘴馋,想吃鹅肉,就偷偷用剪刀把一只鹅的头颈剪了一刀。次晨,他们谎报小主人,说夜里黄鼠狼来咬鹅了。弟弟连忙去看,只见这只鹅的头颈出血,但尚未死去,还会走路。他忙用纱布和红汞水把鹅的伤口包好,希望它能好起来。可惜养了几天,终于死了。死鹅当然给佣人们煮煮吃了。后来,其他佣人知道了有人剪鹅头颈的事,来告诉我母亲,我们才知道这是人为的事故。弟弟尽管很伤心,但想想佣人也只是贪一时的口福而已,所以没有去说穿他们的坏事。
每天男佣人买菜回来,我弟弟必亲自去厨房检查。如发现活鱼、活虾,就拣出来养在一只小缸内,不许作菜肴,以免杀生。
我与弟弟每天私塾放学,必在园中种花。我们有时插枝,有时用花籽下种,等花长出来了,就分盆。杭州有一种萝卜,紫色,约半尺长,像红蜡烛一样,我们叫它“蜡烛萝卜”。我和弟弟把这种萝卜割去下半段,上半段种入花盆里,它就会生长、开花。收了籽,我们交给菜园师傅,让他拿去种在菜园里。
我弟弟跟我很好,很听我的话。我九岁时,他才六岁。我家避军阀混战,逃难到上海。那时,不知为什么,他一不顺心就要哭,而且一哭就不会收场,有时甚至从上午哭到傍晚,叫他吃饭都不肯。后来,大家都吃完了饭,上楼去了,不理他,他就一个人站着呜呜地哭。我看他很可怜,就想了一个办法,轻轻对他说:“现在没有人了。我跟你最好。我陪你去吃饭好吗?人家不会知道。”他点点头,就跟我去吃饭了,于是一场风波就此收场。以后,凡是他哭,大人们就叫我偷偷去劝他。我每次用不同的方法哄他:有时,我说:“现在没有人在旁边,你可以不要哭了。”有时又说:“我同你去玩,没有人看见的。”往往他就听我的话,不哭了。于是,父母都叫我“小娘娘”。“娘娘”者,就是杭州话中“母亲”的意思也。
弟弟十岁时想放风筝了,他就要母亲答应让佣人去买一只“瓦片鹞”来。杭州话把风筝叫做“鹞子”。“瓦片鹞”是最简单的一种风筝,只是方方正正的一块,像瓦片一样。买来之后,弟弟高兴极了。他在风筝上缚一根棉纱线,线绕在一块线板上,弄好之后来约我一起去放。我们两个人都从来没有放过风筝。他拿着风筝,等风来了就举起风筝往前跑,我则连忙放线。手忙脚乱了好几次都放不成功。后来,我父亲从堂房伯伯那儿听来,说放风筝须用一根长竹竿,在竿顶缚一把大剪刀,风筝线套在剪刀环里,一人把竹竿竖起来,一人乘风来时朝风来的方向放出去,风筝就会上天。于是,放了学,我和弟弟两个人又去菜园子里试:我把竹竿竖起来,他拉线,终于把风筝放了上去。但是我们发现,只有风日清和的时候,风筝才能飞得很平稳、很远;若来了“乱头风”,风筝就会突然一个“倒栽葱”,从天上掉下来。有一次,就是这样,弟弟来不及收线,风筝掉到墙外去,给人把线剪断,风筝也拿去了。我们虽赶快叫车夫去隔壁找,然而从菜园跑到前门,再去隔壁的院子,要绕一个很大的圈子。等车夫跑去,人家早就把风筝藏了起来,哪里还肯还我们?于是车夫只好空手而归。弟弟肉痛了好几天,他就发心想自己做风筝。
他要求母亲答应,让佣人去买几根竹篾和最薄的桃花纸来,先将竹篾批得又细又薄,扎好一个框架,然后再将桃花纸糊上去。一开始,因为没有经验,左右两边用的篾子轻重不匀,风筝飞不上去。后来他慢慢研究,用手将批好的竹篾一根根都用手惦过分量,一直批到两边用的篾子轻重一样了,才扎到框架上去。这样糊出来的鹞子果然飞上天去了。我们俩欣喜若狂!于是,天天放了学放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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