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家说,人到老年,总把远事记得甚清楚,而将近事忘却得很快。现在我已是虚岁七十有九了,真有这种体会呀。
去年因儿子家祯的鼓励,不觉写了五十篇人与事(注2)。儿子说我还有不少事情可写,一次次劝我再写下去。但我却以为,我是一个家庭老妇,有什么新鲜动人之事物可书诸于笔墨、值得让人们去看呢?我屡次写信给我杭州的哥哥恺之兄,告诉他我儿子不该将我婆婆妈妈、噜噜苏苏的事情整理出来,公之于众,使我汗颜惭愧不已。不料我哥哥复信,说我“老年交了文字运”。还说“既交之,则何不续之?既可解寂寞,也可使后辈知道一些从前的情况。”因此,自昨天接读了哥哥的来信,我心中就不免有些活动起来。但思前想后,实无再可回忆之事。今日上午,忽然念及小时候与我哥哥的一些淘气情况,一路想来,一直想到目前情景,竟有点情不自禁起来。再一想,我已经在《山居杂忆》中写了一篇《我的弟弟宜官》,何不现在也来写一篇我的哥哥恺官呢?遂提笔书此。
注1:本篇,先母也只留下一些零碎的草稿。写此篇时,她哥哥(即我大舅)还健在。2007年,他以九十二岁高龄在杭州去世。——徐家祯注,下同
注2:即指本书《山居杂忆》之初版本,共20章。
我父母生了三个小孩。我哥哥高恺,字恺之;弟弟高悌;我高嫕,字诵芬。我与哥哥、弟弟各相差三岁。三兄弟姐妹关系一直都很好。
我还记得我只有五六岁时,老屋还没有翻造,厕所间在卧室的后面,白天很暗。那时好像杭州还没有电灯,所以也无灯可开。我哥哥那时只有八九岁,怕黑,每次去厕所大便,都要我在他旁边坐在小凳上陪他。有一天,我学大人的口气对他说:“你要是没有我这个妹妹,就苦了!”
我十岁以前,因两次跟大人逃难,失去好好读书的机会,直至十一岁,父母才请了一位黄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们兄妹三人。我是没有天智的人,也不肯用功,因此每天上的课,只知像小和尚念经般地念。虽然每天晚饭后自己也要苦念、苦背到九点才上床,但其实对所念、所背的内容一知半解,只求早上在先生面前背得顺利即可。后来,我兄弟们在家念到十四岁就都进了学校,亦均学有所成:哥哥是吸血虫病研究专家,弟弟则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是化学工程师。只有我一生管管家务,孤陋寡闻。
注3:关于我母亲私塾老师黄先生,可见本书第9章《黄先生》。
记得那位黄先生(注3)的两位女儿住在杭州江头,黄先生每天回家不便,开始就住在我家。后来,他把女儿搬到我家附近,租房居住,他自己也早来晚归,不住我家了。他一般每天早上来,下午四点回去。夏天,他来得很早,七点来,七点半就上课。一到馆里,要是看见我们三人还不进馆,就按书馆里的电铃,按个不停,意思是催促我们快去上课。要是那时我们正在吃早饭,就得赶快三口并两口地吃完,或者干脆放下筷子,快步跑去上课。所以,每天都要起床起得很早。每到晚上九点,已觉十分瞌睡。早上也是勉强醒来的。中午,由我哥哥陪老师吃饭,我们则回家吃。哥哥吃完,进来玩一会,到一点钟回书馆上课。三点,佣人端点心进去请先生吃点心,我们也回家吃点心。四点钟下课放学。
记得有一天下午,母亲出门去了,走前关照我家的男仆阮司务去买热的沙壳老菱来给我们三个孩子当点心吃。沙壳老菱是秋天江南水塘里产的一种果子,壳深褐色,很硬,煮熟后里面是白色淀粉质的果实,很好吃。因为母亲不在,我们自己分食买来的老菱,分得不匀争吵起来,互相追逃。我从小跑得很快,哥哥在后面追我。我们家很大,我在回廊里转来转去,哥哥追不上我。最后,走到书馆我的座位上,才无路可走了。晚上,母亲回家,我和哥哥两人一起在母亲面前告状,诉说对方的不是。最后,母亲判决:大家不好,各打三下手心。我记得我九岁以后就不再流泪了,认为哭泣是可羞的事。所以这次虽被母亲痛打三下手心,我也忍住不哭了事。
我十五六岁时,哥哥订了一本柯达摄影杂志以及其他各种外国电影明星画报,于是就爱上了摄影。他看到摄影杂志上有征求投稿的广告,就拍了各种照片寄去,还要我做他的模特儿,摆出各种姿势来让他拍照。有一次,他看见一本电影明星杂志上有某影星留前刘海拍的照,就一再劝我把前额的头发也剪成这样,我坚决不肯这样做。他每天一放学就来央求我剪头发。我情面难却,只好勉强在前额留了薄薄一层头发,让他拍照。后来,我看见画报上梳这种发型的女孩子越来越多了,就也梳这样的发型一直梳到我结婚。我哥哥替我拍的那张前刘海照片,竟然到现在还在。
高诵芬十五、六岁时(高恺之摄)
高诵芬兄高恺之在杭州家中牡丹亭
高恺之(摄于抗战前)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