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在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哥哥去买了一架唱机回家。那时的唱机不是电动的,要靠手摇发条带动转盘;每放一张唱片,还要换一根钢针,很麻烦。但是,在杭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唱机是很新奇的东西。我哥哥还买了几张当时流行的中外歌曲唱片,如:“大路歌”“渔光曲”“桃花江”等。我们兄妹就跟着学唱。哥哥也买了京剧梅兰芳、程砚秋等四大名旦和马连良、言菊朋等名角的唱片回来。于是,我们兄妹三人每天都学唱京剧。我和哥哥都最迷程砚秋的唱腔,因为觉得程派唱腔更婉转动人。后来,哥哥每次路过上海,必买几张程砚秋的唱片回来。要是遇到程砚秋正好在上海演出,则必去戏院观看,过一番瘾。回到杭州,还要把演出情况告诉我听。
我小时候嘴很凶,不肯服输。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情与母亲顶嘴,我受了委屈,哥哥很为我而感到不平。当时,我在自己房中生气,不肯出去。哥哥进来对我说:“这件事我看是母亲不对。”我一听有人帮我,更感委屈了,心里一酸,大声哭了出来。哥哥怕我母亲听见,忙把我拉到后花园去劝解一番,我才停止。
我十六岁、哥哥十九岁那年正月,我哥哥与我父亲去岳坟上我们曾祖父母的坟。那天,我父亲是坐自家的包车去的;哥哥说他要骑自行车去,说好到坟上碰头。到岳坟去要经过把西湖分割成里西湖和外西湖的白堤,白堤上有两座桥,车子冲下去时开得很快。我哥哥跟在一辆公共汽车后骑车,汽车到站了,他就从车后转出来,谁知对面正开过来一辆小汽车,撞到他身上,一下弹出去好几米。他戴的眼镜脚嵌进太阳穴里,舌头都咬断一半,人昏了过去,毫无知觉了。
我父亲在岳坟等了我哥哥好久,不见他来,只好自己上好坟,独自去我三叔祖家打麻将去了。下午,家里账房派人去找我父亲,说哥哥出了车祸,被人送进医院了。原来我哥哥进了医院,医院见他伤势很重,也不知是谁家的孩子,就先抢救了。等我哥哥醒来,抢救已经完毕。哥哥不能讲话,就在纸上写了家里住址、电话,还写明不愿追究撞他的司机,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不是。医院就立即通知我母亲。
我母亲那天感冒初愈,正躺在床上。接到电话,马上起床要我同她一起到医院去。她不知我听了这个消息,惊慌失措得哭都哭不出来,想想实在不敢去看医院里躺着的哥哥。母亲以为我不肯去,就骂了我几句,与我弟弟走了。他们一走,我心中伤心,就独自在后房间痛哭一场。
晚上,母亲回家报告了哥哥伤势详情,还说,医生给他缝上了舌头,但说,不知道伤愈之后能不能讲话。我当晚睡在床上,想想哥哥的情况,又暗暗大哭起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和车夫阿根陪在医院过夜。次日,我与母亲和弟弟又去医院探望。如是一周,医生给哥哥舌头拆了线,知道他仍能说话,大家就放下心来,都说我哥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目前看来,此言果然不差也。
我在家里住到十八岁结婚,嫁到徐家来。出嫁前一年,我已订婚了。一天,我和哥哥在家中后花园旁边一间凸出在园中、三面有玻璃窗的房间里,他正在为我拍照。他忽而对我说:“明年此时,你已去徐家了。我不能再像现在一样,可以随意为你拍照了。”我听了心里很是难过,真想流下泪来,只好勉力忍住。此情此景,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结婚后徐家也住在杭州,我跟哥哥就仍常有来往。记得结婚第二年,我丈夫与我去西天目山旅行,也邀请我哥哥同往。回杭之后,哥哥坚持要还旅费给我们,后来我丈夫就买了一部书送他。
结婚后一年半,日寇犯杭,我与徐家一起逃难,最后全家迁移上海。我父母与我兄弟则逃到浙江永康。我去沪那年,我哥哥因考取医学院要到重庆去念书了,就先从永康来沪,再从沪乘轮船到重庆去,因为那时大学都纷纷内迁了。在上海停留期间,我给哥哥买了一副布面的新被褥,让他带着去重庆。后来,我又好几次从上海寄食用品,如:食糖之类的东西给他,因为那时内地物质缺乏,连日常用品都常常无法买到。但后来,邮包常会遗失,最后,上海到重庆的邮路都中断了,我才停止跟他联系。
抗战八年,终于把日寇赶出中国,邮政亦通了。我哥哥来信说,他已毕业,在重庆医院当医生,不日就要迁到南京工作了。我听了十分高兴,因为南京离上海不远,我们可以时常见面了。一天,我正在上海戈登路我们大家庭那栋五开间三层楼大房子(注4)的楼上走廊里坐着,忽见花园里拉进来一辆人力车,在屋子正面的台阶前停下,车里走出来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再定睛一看,原来是我哥哥。我喜出望外,连忙跑下楼去招呼,一面关照佣人帮我哥哥把车上的行李拿到我们住的楼上去。他打开箱子,取出送我的一幅重庆出产的竹帘画及白木耳等土产。他也带了一些东西分送我的长辈们。看见我已有三个小孩了,十分高兴,记得他还特意出去买了一些玩意儿送给我的小孩子们。
我哥哥告诉我,他在重庆医院里认识了一位女药剂师,年龄比他小好几岁,两人感情甚好,准备订婚了。他给我看了他女友的照片,相貌清秀端正,我心中很为他高兴。现在他要到南京工作了,他女友亦调到南京,仍与他同事。我在哥哥上任前交给他一块红底白花的绸料,要哥哥转送给我的未来嫂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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