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4:关于徐家大家庭住宅,可见本书第26章《黄妈》注1。
注5:关于朱孔阳先生,详见本书第40章《一位朱先生和三位朱师母》。
又过了若干时日,我哥哥与女友两人均调到杭州工作,我也正回杭去探望父母。我和丈夫陪着我哥哥去他女友家拜访她的二老。我父母也第一次请他女友到家里吃饭。我记得那天杭州书画家朱孔阳先生(注5)也在座。下午,我兴致很好,建议一同去游西湖,并在楼外楼用晚膳,直到很晚才回家。现在回忆当时,八年抗战,全家分离;胜利后回杭,还能一家团聚,何等幸福呀!此情此景,已如梦中,不可再来了!
我哥哥订婚,我与丈夫带了三个孩子去参加订婚仪式。仪式之后,在某酒楼吃两家的会亲酒。结婚时,我原定也要去参加的,到时,却发现我已经怀上了我最小的孩子,也就是第三个儿子了。要出发前几天见了红,医生关照不能出门,要在家休息,只好由我丈夫带了三个小孩,由保姆陪同,去参加我哥哥的婚礼。那时,我大儿子已经五六岁,我女儿也已四,五岁了,他们俩就当了我哥哥、嫂嫂的一对小傧相。后来,我看到他们在照相馆拍的结婚照上,我大儿子穿了一套小中山装,我女儿穿了一套小连衫裙,站在新郎新娘和别的大傧相的旁边,十分可爱。那张照片倒竟然也保存到了今天。
过了几天,我身体好了,就回杭州去祝贺我哥嫂。见了新嫂子,我心中颇觉温暖,因我从无姐妹,所以觉得这嫂子就像我的亲姐妹一样。记得我父亲以前在我还没有出嫁前说过:姑娘要先嫁,哥哥要后娶,这样姑嫂之间就会客客气气,不会有摩擦了。所以,我想,现在我先出嫁,哥哥后娶媳妇,我与嫂子也会有好关系的。事实上,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姑嫂一直和好相处,从无争吵。
我这位嫂子人很能干。在外,能工作;在内,会做菜、做点心。记得她一嫁过来,就动手做葱油花卷给我们吃。我们家里以前别的点心都做,花卷倒从未做过,于是我又学到了一种点心的做法。据我哥哥讲,我嫂子还会做饼干呢!
我哥哥结婚比我晚好几年,因此他的大儿子比我最小的儿子还小四个月。每次我回杭,他们两表兄弟总玩得很融洽。我这大侄子从小很重感情,所以每次我们要回上海去时,他总依依不舍,要大哭一场。后来,我们在临走时就叫佣人把他抱得远远的,或者到邻居家玩,不让他看见我们的离开。后来,我哥哥嫂嫂又有了一个女孩。每次我去杭,那小女孩子都对我很亲,我亦心中感到十分温暖,常喜欢抱她。“文革”前,我父母还在,我每年都至少回杭州去一次。每次都从上海带了东西送给两个侄子、侄女,还带他们去游西湖。这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之一。
1966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冲乱了我们的生活。“红卫兵”抄了我们的家,将我们全家“扫地出门”,我丈夫也重新受里弄管制,不许出门。
在杭州,我父母、兄嫂家亦受“文革”之打击。其实早在1949年以后,我父母已经无法维持高家原在孩儿巷布店弄老屋的大房子,于是就把整栋房子卖给了国家。高家自迁杭始祖高士桢从乾隆年间就开始住在此地,两三百年间,人口增长、屋宇扩建、庭院延伸,最终成了杭州城里屈指可数的大家族(注6)。而这株根深蒂固、枝茂叶盛的大树,到了解放,却终于被连根拔起,迁移他处了。
我哥哥的丈人原是安徽合肥大学教授,后来调到杭州教书,就全家搬到杭州来定居。他们在1949年前造了并排的两栋西式房子:一座有院子的平房,供自己居住;一座也有院子的楼房,供出租做投资用。在这两座房子对面,还有一大块空地,本来也是准备造房子的,但是共产党掌权以后,这个计划无法实行了,就只好一直空着,成了荒地。我父母卖了自己的老屋后,就租了亲家两层楼那栋房子的楼上一层,与亲家成了隔壁邻居。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他们又搬到亲家原住的那栋平房去住了。所以,1949年前我们全家去杭州,都住在我娘家;但是1949年老屋出卖之后,我父母家住房缩小,我们去杭,就只能住在旅馆了。(注7)
注6:关于我母亲高家南宋时迁居杭州定居事,可参见本书第18章《桂花糖》注。
注7:此段完全是我所加添的,因为母亲原文中并没提到我外公家1949年后房屋的变迁情况。而缺少了这些背景情况,读者看到抄家部分就会产生误解,以为他们那时还住在原处了。
既然在“文革”之前我父母他们的房子已经缩小了,所以他们就没有被“扫地出门”,但当然,“红卫兵”也还是去抄了家。“红卫兵”还说:“有名的‘高半城’,怎么家里没有金银财宝?”不相信,于是挖地三尺,想找出暗藏、转移的财物,比我们在上海的家还抄得厉害。最后当然一无所获。只是可惜了花园里几缸名种荷花—— “红卫兵”把大缸敲碎,想找“藏在缸底污泥中的金银财宝”,结果就使这种白底红边的荷花绝了种。这个品种,好像还是我在美国的弟弟以前培养出来的呢!当然,那时,人命已经难保,谁都不会去关心荷花的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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