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杂忆》是我和母亲高诵芬于1995年写成的。那时,我父母住在山上,跟我一起。我母亲除了做一日三餐和在院子里种些瓜菜,还有时间可以写东西。每天,她和我父亲坐着谈谈旧事,随手就记下草稿。晚上,我就用电脑整理成文。这样,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一本三十二万字的回忆录就写完了。
该书写成之后,先在墨尔本的《汉声》杂志上连载了绝大部分,后来就在中国南海出版社出版成书,销售到中国和世界各地。无论在该书的连载期间还是出版以后,也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该书得到的反应都是很鼓舞人心的,比如:
《山居杂忆》一出版,就被《中国图书商报》提名为2000年最佳“回忆录”。
在上海,半年之内,《山居杂忆》就在各大书店销售一空。
在澳洲,即使还在连载期间,悉尼、墨尔本、布里斯本各地就已经有读者纷纷来信表示对该书的兴趣。布里斯本有两位读者看到书中我母亲对金华火腿的怀念,还为在澳洲买不到火腿而感到遗憾,竟然通过邮局分别寄来两块火腿。悉尼一位香港读者不但自己来信邮购一本《山居杂忆》,还替香港的亲友也买一本带到香港去。在墨尔本有一位正在澳洲探亲的老年读者,见到报上《山居杂忆》出版的消息,来信要求购书,说要带回中国去作为礼物送给孙子,让他知道中国的过去。
自从该书出版至今,在这十多年中,不断有读者来信与我联系。有的询问何处可以购到该书,有的向我表述他们的读后感,有的告诉我书中提到的某人就是他们的亲戚或长辈,有的对作者之一——我母亲——的去世表示悼念,有的因研究杭州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而来向我进一步了解书中所述某事、某人或某地的详细内容。
《杭州日报》最近几年,曾两次以整版或大篇幅摘要登载了《山居杂忆》中有关章节。
2000年后浙江出版的关于老房子、旧庄园的书籍,几乎一律引用《山居杂忆》一书中所写的“高庄”(红栎山庄)等有关章节。
2008年澳大利亚南澳洲《南澳时报》用一年半时间连载《山居杂忆》全书。
2009年,《中华读书报》推荐30部女性自传,《山居杂忆》被列为第18部,介绍该书说:
“高诵芬,1918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世代书香之家。自幼在家塾延师授读。18岁时,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于同邑徐定戡。从此相夫教子,克尽妇道职守。1994年1月,双双定居于澳洲,2005年去世。由于作者生活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又居住在相当特殊的家庭环境中,所以她笔下所写平常事,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也就显得不那么寻常了……其中从‘抗战逃难’到‘文革抄家’等,无不扬清激浊,曲尽其致,从而成为杭州乃至中国特定时代的教科书。”
最近,在淘宝网上,还发现杭州满觉陇村一位沈阿姨,在用我父母结婚准备嫁妆时用的传统方法制作桂花糖,放在网上卖。网上特别提起《山居杂忆》,并推荐顾客去看这本书!
以上只是综述了现在能够记得起来的一些关于《山居杂忆》出版后的反响。不过,仅就这些事例,也就可见该书的社会影响了。
其实,当初在开始动笔写《山居杂忆》的时候,我和母亲都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要把这本书写成怎么样?最初,我们只是想把母亲经常回忆的事情写下来,不要遗忘掉而已。但是,写着写着,该书的创作意图和目的就渐渐越来越明确了,那就是要想把已经过去或者正在消失的中国传统社会在纸上记录下来,让现在的年轻人和以后的很多代人都知道以前中国的社会和传统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有一个澳洲同事曾建议,要是《山居杂忆》有朝一日能翻译成英文的话,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题目“Memoirs on a Disappearing China: A Century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Clan’s Daily Life”(回忆正在消失的中国——一个传统中国大家族一百年来的日常生活)。这倒是跟写作此书的意图十分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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