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婚第二年秋天,日寇在卢沟桥发出挑衅,于是爆发了抗日战争。我先从报上看见上海南京路上扔了一个炸弹的消息,说大世界门口血肉横飞。后来有人从上海回来,传说得更为详细,说这次死伤行人不少,南京路上炸死的人堆成小山似的一座;电线杆上挂着女人的手臂,上面还戴着金戒指;先施公司也炸掉一部分,里面一只很大的挂灯掉下来,把一个女职员罩在里边,居然毛发无损。又传说,这次是因为国府的军政要人在先施公司楼上开军事会议,所以日本飞机才来投弹的。但也有人传说,这次炸弹并非日寇所投,而是因为黄浦江上停着日本军舰,国民党的飞机想炸日舰,投弹不准,误炸了南京路。真是谣言四起,众说纷纭。
过了一些时候,日机又来杭州笕桥投弹。听说这是因为笕桥有机场和航空学校。这一下,杭州也开始人心惶惶了。
我夫家的祖坟在三天竺(注1),我们就决定到三天竺的坟庄永思庐去避难。永思庐就在三天竺寺对面一个略高的坡上,是一座三开间的平房。前面是一个厅,两旁前后均有厢房,旁边是厨房。平时,坟庄是由管坟的张妈和她十七八岁的独生子住的。
张妈的娘家就在天竺,所以她是老土地,当地人都认识她。
注1:我夫家——即徐家的——祖坟,在三天竺寺对面,叫永思庐。坟庄的房子,白墙黑瓦,六米的一个平台上。过了永思庐坟庄门口的平台,就是一条铺得整整齐齐的、长长的、上山石阶,每走十几个阶梯,就有一个平台。石级两边,每隔几级,就有一块长方石柱,上刻“永思庐徐氏”字样。走过十几个平台,就到一片一两亩地大小的山腰上的平地。平地正面是一排凹字形的墓穴,高出地面。这是因为杭州一带风俗,棺材不埋在地下,而是将坟墓做在地面上。徐家坟墓是先在地面造一个一米左右的高台,然后在高台上用石板砌成一个个石室,就是墓穴。人死了,将空的墓穴正面的一块石板移开,把棺材推进去,再放回石板,封死,就是坟墓了。死者的名字等,就写在正面那块石板上。每个墓室都很大,足够放两具棺材。要是夫妇中一位先去世,可以先放进墓室。等另一位也百年之后,可以把墓门打开,再放进第二具棺材,以达夫妻同墓的目的。徐家那排凹字形的墓,大概有十多个墓穴,但到1949年改朝换代为止,只有几个墓穴是有棺材的,如:我太婆和太公合葬的那个墓穴、我公公和婆婆的墓穴、还有我三叔公徐礼耕先生第一位和第二位夫人的墓穴,其余墓穴都是空的。凹字形墓穴中间是一张三四平方米的大石桌,放供品所用。石桌前还有一块也是石制的矮平台,这是用作祭祖时跪拜用的。这片坟地的风景很好,面对北高峰和天马山,在一个山坳里,周围都是茶树和别的树木,终年碧绿青翠、宁静安谧。
1949年前,大家庭每年定期要去祭祖;1949年后,没有了大家庭集体的祭祖活动,但我与丈夫和孩子们每次去杭州,大多抽时间到坟上去看看,顺便也到坟亲张妈那里去坐坐。张妈总泡茶出来招待我们,我们当然也给她丰盛的茶钱。可能我三叔公和二叔公每年还会给张妈一笔钱,感谢她帮我们照顾祖坟。
“文革”中,我儿子家祯去过杭州几次,每次他也还去坟上看看。大概1968年前后,他去坟上,只见有几个已放棺材的墓穴被人打开了,石板被人偷取,少了不少。有的棺材露在外面,有一具棺材还被打破了,里面露出红绸和棉花。可能“红卫兵”或“造反派”以为徐家是富有的大户人家,棺材里大概有什么值钱的陪葬品。其实,按照杭州风俗习惯,棺材里是不放任何陪葬品的。
过了不久,张妈就通知我们杭州的亲戚,说公社里要用坟上的石板建房子,最好徐家派人去处理一下棺木和遗骨。那时正是“文革”开展得最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活人怎么还有心思、精力和金钱去顾死人呢?再说,那是毫无王法的年代,即使墓地是属于我们的财产,但公社只要说一声他们“要用”,我们怎么敢说个“不”字?!记得一天,三叔祖忧心忡忡走来跟我丈夫商量,应该怎么办。最后决定,请三叔祖在杭州的一个儿子去买几个陶瓮来,把遗骨放入瓮中,再出钱请社里的农民挖几个深坑,把瓮埋了进去。所以,后来儿子家祯再去坟上,就再也不见墓穴、石桌和墓道了。最近几年,听说天竺开了公路,修了公园,还开了山底隧道,那么,说不定我们深埋的那些盛祖先遗骨的陶瓮,已经被挖出来,不知扔到何处去了吧!
注2:关于我父亲在狮子峰上的别墅意胜庵,可见本书第13章《阮师傅和杨海师傅》注2。
我丈夫家人很多,连我太婆、三叔公婆和他们的孩子、二叔公和他的孩子,还有佣人、奶妈,一共去二十几个人。我的二叔婆因为怀孕快生产了,就没有去,住在教会办的仁爱医院里待产。我丈夫的外婆家也到天竺去避难了,他们在中天竺庙内租了一栋房子住着。我父母、兄弟则住到父亲在狮子峰上的别墅意胜庵(注2)去。我丈夫当时正在浙江兴业银行工作,虽住天竺,仍每天去城里上班。每逢星期天,我就和丈夫一起爬山去狮子峰看望父母,吃了午饭,下午才回三天竺。记得有一次,还约了三叔公的女儿八妹一同上狮子峰去游了一天。当时,八妹只有十一二岁,活泼可爱。
高诵芬二叔婆在杭州天竺上坟
高诵芬在徐家杭州天竺坟前(约摄于1949年)
徐定戡在徐家天竺坟前(约摄于1949年)
左起:父亲、高悌同学、家祯、母亲、高悌、徐定戡、家和、高诵芬(抗战胜利后摄于杭州西湖)
徐家树在徐家天竺坟前(约摄于1949年)
徐定戡在徐家天竺坟前祭祖(约摄于1949年)
后排左起:嫂子、母亲、高恺之、徐定戡、父亲、高诵芬;前排左起:家和、家树、家祯(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摄于杭州放鹤亭前)
高诵芬与丈夫之堂妹(七妹和八妹)摄于杭州天竺(约摄于1936年)
那时,三个天竺寺里都住满了伤兵。老百姓爱国热情很高,纷纷自动捐款或捐食品及医疗用品给伤兵。青年男女还报名为伤兵服务,情景甚为感人。我有一次也捐了一百块大洋给医院作医药费。因为这在当时算一笔大数,所以不但报上登了我的名字,还加上几句表扬的话,我看了十分得意。
在天竺住了几个月,关于日寇犯杭的谣言又多了起来,山上也风声日紧,大家又讨论起进一步逃难的事。我的二叔公在浙江富阳里山有熟人,就准备托熟人在那儿租房子,全家老小一起逃到里山去住。长辈们关照:我和丈夫只可以带一只箱子和最必需的铺盖、衣服去;日用品也必须拣最不起眼的带去。因为里山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居民生活水准很低,所以我们去那里避难,不能在生活上显得特殊,以免招摇。
在决定离杭的前几天,先定好两只大木船,挂在小火轮后面。因为要避免日机的注意,我们只好在傍晚开船。此船原来是装货的,舱位很大,吃水很深,所以可以载我们这么多人。船开了一夜才到里山。那天晚上,全家老小,再加佣人共二十多人,大家把铺盖打开,成了一个统舱,胡乱睡了一夜。
次晨,天还蒙蒙亮,船已到达里山船埠头。我们租住房子的房东已经在码头上迎接我们了。他们帮我们把行李七手八脚地搬到住处。我们除了老太太是小脚走不动,由当地人准备好一顶用一张靠背椅和两根毛竹做成的轿子抬到住地以外,其他人都走着去住处。
沿途,我们顺便也以好奇的眼光观看了小镇的风貌。里山实在太小了,只有一条街,至多半里长。街上只见一家破破烂烂的杂货店,半爿店卖炒花生,半爿店卖火油、草纸等日用品。还有几个卖菜的摊子,红枣只卖一角小洋一斤,鸡蛋三个铜板一只。我们租的房屋就在街的中段,往街底望去,一目了然,可以一直望到里山山脚。
我们一群从杭州来的城里人走在小街上,大概像外国游客走在七十年代的上海一样引人注目。于是不断有人过来跟我们说话,介绍小镇上的情况。
不一会儿,我们租住的房子就到了。推进两扇小板门,里面是一块一亩左右大小的泥地,大约是做打稻晒谷之用的。再进去是一座五开间的楼房,很低矮。楼上五间让二叔公和三叔公两家和佣人、奶妈住;三叔婆因怀孕待产,还带了一个助产士,也住一起。楼下我们租了一个客堂间,供全家吃饭之用。左面一间做太婆和她佣人的住房,我和丈夫及我们的女仆住后间。房东一家就住右边的两间。
我们住的这个后间只有八平方米左右大小。地上是七高八低的泥地。墙上离地面一人高处,有一个两尺见方的木格纸窗,用颜色已经泛黄的白纸糊着,不能通气。空气只能靠通向太婆前间的那扇小门进来一些,所以房里不但很暗,而且很闷。
楼下左右两边的两间都做了厨房:一间是我们用的,一间是房东用的。厨房里似乎没有烟囱,所以一到煮三餐饭的时候,柴草的烟气就都冲入楼上,连我们楼下都闻到烟气,楼上的人更被烟熏得眼泪、鼻涕直流,只好逃下来。
住在里山的头几天,我在房里日夜听见一种迟钝的撞击之声,不知为何物。后来问了主妇,才知道富阳是产纸的地方。这儿的竹子很多,乡下人把竹砍下,浸在溪水里,使其腐烂,而后做成各种纸张。细的是写字所用,中等质量的做包装纸,最差的则做厕所用纸。做纸的工具名为“水碓”,是靠水力推动的一种锤子,日夜运转,用来舂纸浆。我们听见的就是这种水碓发出的声音。我和丈夫听了房东的话,还特地到造纸的作坊参观过,可惜现在已经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住在里山,平时无事,我和丈夫就去外面走走,看看街景,熟悉熟悉市面。只见街的一边是一条溪流,约二三丈宽,水很清澈。溪水用一根根的大毛竹引进每家每户,供人饮用。
我们刚到里山时看见的唯一的那家杂货铺,后来我们也经常光顾了。店内吃的、用的东西都有,倒也不少,价钱都比杭州的便宜。但后来杭州风声日紧,逃难到这里的人日增,店里的生意大为兴隆,物价很快涨了一倍左右!鸡蛋由三个铜板一只涨到五个铜板。
因丈夫的外婆家也逃难到这儿,就住在附近,不到百步之遥,所以我们两人每天必去探望一次。
有一次,我们两人沿着这条街走到尽头,只见一路都是乡曲小户,但到了一个转角,忽然看见有一大户人家,门口三档台阶,台阶上是石库墙门。门开着,望进去有厅堂,气派不同凡响,看上去是镇上最大的大户,可能是有什么科举的人家吧。
一天下午,我同几个年轻的男女亲戚去玩了附近的小山,到傍晚才回家。到家门口,只见丈夫和诸长辈都很着急地在门口等着。原来他们怕我们几个年轻女子在路上遇见歹徒,十分不安。我知道回家太晚了,让长辈和丈夫担心,心里很是抱歉,连忙低头不语地走进房里去,从此再也不敢与他人随便出去游逛了。
在里山住了不久,一天早上,我无意中发现胸前皮肤内有一粒如黄豆大小的硬块,就说给丈夫听了。丈夫很着急,怕是乳房癌。因为他舅母生过奶癌,开过刀,割去了两乳,所以我们就去外婆家找她。舅妈一摸我的硬块,也吃不准是不是跟她症状一样。我丈夫决定带我回杭州去医院检查,而且次晨就动身出发。
我们主仆三人走到船埠头,正巧有一只小火轮停在那儿。问开船的去不去杭州,他点头说可以,但要价五块大洋。我丈夫一口答应,就进了船舱。刚坐下,见岸上有一家老小,约七八人,看样子是老母、子媳和孙辈,也想去杭。他们来问能不能带他们一起去。我们的船不小,再加他们一家也地方足足有余,丈夫就允许了,让他们坐在外舱。晚上九点多到钱江大桥,他们就上了岸。老太太叫儿子来问要付多少船钱,我们当然坚决不收。他们谢了就上岸而去。
我们也上了岸,只见大桥上车水马龙,一片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的样子。路边正有几辆人力车停着,遂雇了三辆,到了老家。
次日到浙江医院就诊,只见一片人去楼空的凄凉景象。偌大的一个医院中只有一个鼻科医生在值班。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了。经他仔细检查,说没有问题,只是淋巴腺体而已,就放心回家。
这时,家中只有一位姓吴的老账房和两位练习生在管家,还有两个厨师、司阍和车夫等佣人。我们在家里住了几天正准备回里山去,忽然在一天傍晚五点左右,三叔婆带了助产士、几个小孩、仆人、奶妈,由二房的三弟陪着,也到了家中。原来三叔婆不习惯住在里山,说每天受烟熏,以后生产时眼睛会成毛病,于是决定带了一部分子女回杭。三叔公不放心,就让当时已经十八九岁的三弟陪他们同来。本来,三弟是拟定送到杭州后只住几天就回里山去的,谁知三叔婆一到杭州只有半小时就发动要生了。幸亏有助产士在,很顺利地生了一个女孩。我丈夫家的孩子都按大家庭总的人数排行,所以我就要叫她二十妹。(注3)
注3:我三叔公,即我丈夫的三叔叔徐礼耕先生,可参见本书第23章《结婚之四》注2。礼耕先生一生娶过三位太太:第一位即本章说到的那位,是杭州骆驼巷王家的小姐。王家开办王悦昌绸庄,当时被杭人称为“首富”之家。这位大太太生了十几个孩子,后来得病去世了。礼耕先生的第二位太太姓潘,只生了一个儿子,就在生产时因心脏病去世了。此事曾在本书第27章《吴烈忠医生》一文中提到过。这个儿子在我丈夫这一辈中总排行第24,所以,我们叫他廿四弟。礼耕先生的第三位太太姓俞,生了一个女儿,总排行是第25,我们叫她廿五妹。本文中提到日寇犯杭时在家里出生的那个婴儿是女孩,总排行是第20,所以叫她二十妹,可惜未成年就因病去世了。
这时,杭州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三叔婆刚生孩子不能马上去里山,在杭州家里住下去又不安全,总得想个更安全的办法。我丈夫就去跟徐家的老朋友朱孔阳先生(注4)商量。朱先生是杭州青年会的负责干事,他正要借美国教会的力量在青年会里办起一个难民收容所来。所里分高级和统铺两种房间:楼上是按房出租的,每间每月三十六元;楼下后面原来是一个室内操场,现在在地下铺了稻草、芦席,做统铺,主要收妇女,不收钱。在大门口挂起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子,以免日兵进入捣乱。
我丈夫一算,连三叔婆一家大小一共有十几个人,就租了楼上朝南的两间,万一情况紧张可以住进来。他从朱先生处回来就把此事跟我们说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一天下午,我正坐在三叔婆的房间里闲谈,忽然听见一声巨响,连房屋都震动起来,乃知一定是日寇炸杭州了,但不知炸的是何处。到傍晚,想开电灯,电灯已经不亮,后来传来消息说:国军已经撤退,撤退前他们把发电厂和钱江大桥都炸毁了,想阻止日寇进攻的速度。这时,整个杭州一片黑暗,社会秩序也大乱起来,坏人乘机四处抢劫。我们大家非常紧张。
注4:关于朱孔阳先生,可参见本书第40章《一位朱先生和三位朱师母》。
我丈夫说,日寇势必犯杭,家中目前有产妇及我和十一二岁的八妹两个年轻女子,留在家里很不安全,还是尽快迁到青年会去住。但三叔婆则一派太平思想,认为自己刚做产妇不到一个星期,不可外出吹风,无论如何不听我丈夫的劝告。她用浓重的绍兴口音说:
正在建设中之钱江大桥(摄于抗战前)
未被炸毁前之杭州发电厂(摄于抗战前)
“要去那(你们)去好哉。我只要大门关上,里头睏睏吃吃,怕点啥!屋里绍兴老酒一坛坛放咚(放着),鸡、鸭、火腿、鱼刺、海参也有咚(有着),有啥要紧!”
我丈夫实在无法说服她,只好晚上坐在太婆的房外点起蜡烛跟账房里的吴先生、徐先生和三弟商量。我见吴先生已经吓得说话结结巴巴了,手里夹着香烟,火光一上一下地颤动,映着微弱的烛光,情景更为凄凉。
那天晚上,账房先生们和我丈夫准备一夜不睡,怕有人跳墙进来抢。丈夫不放心我一人睡在房里,就叫我到三叔婆的楼上,与诸弟妹和女佣一起睡,并决定明天一早就把我和我的女仆先送进青年会。他自己则只好在家陪三叔婆和孩子们。
但是一到第二天早上,不知怎么,三叔婆的陪嫁佣人李妈说服了三叔婆,让我把八妹和十一、十四两个弟弟也带去。她说这三个孩子我可以管得住,以后万一他们也走可以少几个人。于是,丈夫就去街上雇了三辆三轮车。平时,从家里到青年会最多两三毛钱车资,那天却要价五块钱!
进了青年会,与朱孔阳先生一说情况,就住进了早已租好的楼上房间。我丈夫把我们刚安排好想回家,朝窗外一看,只见一小队日本兵已经举着太阳旗在青年会门口行走了。于是他也不敢回家,只好留在青年会。以后就此与家中留着的三叔婆他们中断了音信。
从我们房里窗口望去,可以看见日寇在街上走来走去。又见日兵从屋顶上爬进人去楼空的房子里去抢东西,还把人家的家具拿来焚烧取暖。有一次,远远望去火光冲天,后来知道是日兵烤完火没有把火弄灭,房子就烧了起来,引起大火。
青年会每天有人进来避难,楼上已经租出的房间也陆续有人搬进来住了,有的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住一楼。晚进来的人带来了不少关于日寇暴行的消息:有的说某人失踪了,想必已经被日寇所杀;有的说日本兵一家家敲门,找“花姑娘”,奸淫妇女;有的说日本兵喜欢用红木家具烤火取暖,因为红木烧起来没有烟;还有人说日军在路上随意杀戮行人,还把人头挂在县政府大门口。我听了他们的讲述,记念家中诸人,不知他们如何了。我也记念我自己的父母,他们此时正跟着安定中学一起逃难(注5),不知怎样了。一天午后,与丈夫、弟妹和王妈坐着,我愈想愈忧,忽然说:
“这次家中的人一定不全了!”
说着就忍不住痛哭起来。八妹及王妈见我伤心,也都流泪不止。
注5:我父亲任杭州安定中学董事长,抗战时带领全校师生把学校从杭州市迁到浙南壶镇,继续上课,直到抗战胜利才迁回杭州。此事在本书第5章《曾祖母二三事》注3中已提过。
我们刚住进青年会那天,中午和晚上的饭菜颇佳:四菜一汤,一桌四人。次晨早餐是稀饭和四样下粥菜。但后来日兵一到,店家都关门停业,市场也没有蔬菜鱼肉供应,大家都要逃命,杭州顿时成了一个死城。而青年会中却难民日增,于是柴、米、油、盐和菜都成了问题。正好青年会对面有一家酱园,当然也关了门。因为救人要紧,朱孔阳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带领几个义务人员,破门而入,把酱园里的油、盐、酱、醋,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全部搬来青年会。但即使这样,仍不够那么多人众吃饭。于是,三餐改为两餐,早上的一餐取消。上午十一点半开饭,分两批吃。为了省米,米饭改为泡饭,每桌四人改为八人。一块大方乳腐一切为四,每桌一份,再加一盆白盐。下午四五点也分两批吃泡饭,菜跟中午相同。再过几天,乳腐吃完,桌上就只有一盆盐、一桶泡饭了,去得迟点连泡饭都已吃光。大家终日饥肠辘辘,日夜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十四弟只有五岁,大概因为饿,常要呜呜地哭闹。幸亏我临走带了一点吃剩的糕点,可以给他点饥,但不久,这点糕饼也吃光了。
又过了四五天,下午忽然来了吴麟昌、徐周兴两位账房先生。他们战战兢兢地来报告说,家中大门虽然关着,但是仍不时有日兵来敲门。三叔婆十分不安,悔当初不跟我们一起来青年会住。我丈夫同朱孔阳商量,是否还有办法可以把他们接来这儿。朱孔阳就写了一封信,给英国人办的大方伯广慈医院的院长,叫一位名朱执绥的青年拿了红十字会的会旗同吴、徐两位账房先生一起去见院长,想用医院的救护车把产妇送到医院,其余的人则接到青年会来。但吴、徐等人一去之后就音信全无了。我们在青年会等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不堪。
又等了三四天,吴先生和周兴才狼狈不堪地来了。原来那天他们拿了朱孔阳的信去找广慈医院院长,院长答应开救护车去接产妇,但说明只收产妇一人。谁知到了徐家,三叔婆自说自话地把一家大小诸人,连账房先生和女仆全都塞进救护车,简直把救护车当成公共汽车用了。到了医院,三叔婆要求医院全部收留,医院院长出来说:有言在先,只收产妇,不收他人。三叔婆又要求把车开到青年会,院长亦不答应。正在讨价还价,远远看见日兵来了。院长光火,要把车上的人都赶下。三叔婆遂说:如果只有她一个人可进医院,她情愿下车跟大家一起走回家。于是每人拿了一点行李下了车。李妈抱了一大包尿布等婴儿用品,里面还藏着三叔婆的一点手饰。奶妈抱着十八弟,张妈抱着十六弟,三叔婆自己则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毛头。
天已近傍晚。一路走,一路看见远处有日本兵走过。为了躲避日兵,只好拣僻静的小巷走。但走到东看见日兵,走到西也看见日兵,一直到天黑都没有走到家。他们走进一个小巷,想敲一户人家要求进去躲一夜,不料听见里面是日本兵的说话声,连忙逃开。大家走得精疲力尽,东西越背越重,只好边走边扔,直到半夜才到家。进去一看,小毛头在襁褓里已经倒抱着也没有发现。幸亏她路上竟一声没哭,否则被日寇听见真不堪设想。
几天之后,吴、徐两位账房先生才再冒生命危险来到青年会要求朱孔阳先生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朱孔阳答应收留他们,但问题是怎么把一家男女老少都接来。想来想去,我丈夫想到向“治安维持会”去商借汽车。“治安维持会”是一个民间组织,由杭州部分商界头面人物组成,在国军撤退后与日军打交道,帮助维持地方秩序。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个汉奸性质的组织,但那时救人要紧,不管它是什么组织了。朱孔阳仍派朱执绥拿了红十字会旗,同我丈夫一起步行到该会借车。会里的人大多认识朱先生和我丈夫,他们一口答应。但汽车司机却只答应开一趟。可是因为人多,一车坐不下,第一车到了青年会,只好再向司机求情,并答应给他二十块大洋作报酬,才算第二次再去把全部人接来。车上撑起红十字会的会旗,总算一路平安到达青年会。
这时天气已经渐冷,三叔婆他们的行李铺盖那天晚上已在路上扔掉,朱孔阳先生找出几条被子来给他们还不够用,我们只好把自己的被子匀一点出来让他们盖。因为生活不安,神经紧张,再加风寒,我终于得了重感冒。当时无医无药,只好听其自然。咳了几个月,到二月里,我发起高烧来了。那时,杭州社会秩序已略见好转,我丈夫就找到了他的朋友、西湖肺病疗养院院长杨郁生先生,再由他介绍嵇钧甫医生检查,说已转成肺炎。经打针、服药虽然退了烧,但身体一直没有复原,咳嗽则更成了痼疾。
我们在青年会住了几个月,虽然因为受红十字会的保护,日军不敢进来抢、杀,但听说日寇也进难民营来索取“花姑娘”,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慰安妇”。都由朱孔阳先生应付过去了。
后来,朱先生跟我丈夫商量,用赠送书画的办法和日军打交道。恰好有一位姓寿的女画家也在青年会中避难,这位寿女士当时已经六十多岁,原是中学国画老师,山水、人物、花卉都能画。朱孔阳也能画会写,于是每当日军找借口进青年会来,就送他们书画。他们拿了东西,倒不好意思再露出狰狞面貌来了,居然相对平静了一段时期。
次年春天,杭州秩序已经好转,日寇也收敛了一些,沪杭铁路开始通车,但还没有公开出售火车票。三叔公给一个在日军那里做翻译的名叫陈少君的汉奸送了红包,弄到一节铁篷车,车厢里铺了稻草,大家藉地而坐,逃到上海租界。从此,我们就在上海定居了下来,一住就是五十多年。
我的逃难经历就算到此结束了。但实际上,在以后的五十多年中并不是无难可逃,就此天下太平了。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家被扫地出门、受批挨斗、财产没收、倾家荡产,甚至连逃难的自由都失去了。所幸的是我们命不该绝,不但自己还活到现在,而且添了子女、孙辈,真是上天保佑呀。正如孔子所说: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乎!”
高诵芬作文
徐家祯整理
1995年7月27日
于斯陡林红叶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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