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住处的房子不能算差。那条里弄原来也是很整洁、安静的。每家都有一个小铁门,一个小花园,两层楼的小洋房,西班牙式的,有汽车间,有小阳台。我们搬进去的那栋,原来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现在已被供为大花瓶的荣毅仁家的私人秘书独家租住的。主人跟荣家是同乡,也是世交。那时住着男女主人和他们的四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一位老父亲,大家叫他老爷爷。老爷爷原来就是荣家的私人老师,后来进了文史馆。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不算资本家,当时是不一定轮得着抄家的。但据说因为什么事得罪了里弄干部,干部叫了一班不知来历的红卫兵,被莫名其妙地抄了一次家。因为抄过家,在房管处看来就成了好欺负的对象。再说,这房子本来不是私人拥有而是房管部门的。于是,房管所先逼他们空出车间楼上两个小亭子间来,让两家工人搬了进去;又叫他们空出楼下朝北的一间来,让我们一家搬进去;最后又要他们出空汽车间,让一家工人和他们的两个女儿住进去。于是,本来独家住着的房子就成了五家合住!主人七口人缩在四间房里,虽然条件比我们几家都要好得多,但也已经够委屈他们了。
注2:老爷爷名朱梦华,上海文史馆馆员。在文史馆网页上有小传:“朱梦华,别名朱烈,江苏无锡人。曾任无锡县立小学、公益工商中学教员、无锡梅园豁然洞读书处主讲、私立光华大学附中教师。解放后任苏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特聘代表,无锡市恒善堂主任董事,荣毅仁家庭教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擅长国画、围棋和文学,辑印《叙文汇编》七十二卷,精绘《植物写生图谱》等。”
那位老爷爷真正是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注2)。六十年代中,上海有位资本家自费印了一本《思亲记》,纪念他以前当过宁波米业公会会长的父母,请文史馆的很多文人学者为那本书题诗、写序、作跋。也有人请我丈夫题诗,他没有答应。那位老爷爷也是文史馆馆员,又会舞文弄墨,当然书中少不了他的大作。结果该书文革之前就受批判,说:“做‘米蛀虫’的父母还值得思念?什么阶级感情!”于是参与者人人检查过关,老爷爷自然也逃不掉挨一番批判,但文革初期倒没有触动他。我们扫地出门,天翻地覆、狼狈不堪的那天,他一个人还低头在中间客堂里专心致志地剥两只小螃蟹,对来往穿梭似地搬瓶瓶罐罐、破破烂烂的我们,连一眼都不看,好像那时那地,除了两只螃蟹,世界上别的东西早就不存在似的。后来,我们搬进去住,老爷爷的房间跟我们只有一门之隔,他也很少跟我们讲话,只是在家里看书、写字而已。有时还下厨去做一两样自己爱吃的小菜,换换口味。他那时已经七十多岁,精神却很好,走路健步如飞,有时还一个人上街去看大字报,回来给大家讲讲见闻。不料过了一年,老爷爷忽然在里弄的批斗会上被揪了出来,说他是“地主分子”之类,勒令他去扫地劳动,还要捧着毛的“宝像”每天去“请罪”,受红卫兵的污辱。一次他被一个红卫兵在腰里打了一拳,就此一病不起,不到半年,呜呼哀哉了。
注3:屋主朱先生,名朱复康,“百科百度”上有其简历:“朱龙湛(1914-1996),金石学家、书画家、藏书家。字复康,一字敬圃,江苏无锡南市桥人。其父朱梦华,学名闻于时。朱龙湛家学渊源,幼受熏陶,书画诗词无不如意。早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成为申新纺织总公司荣德生的私人秘书。解放后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后入上海文史馆,1978年退休。”
老爷爷的儿子是屋子的男主人,也是位读书人,善书画,爱藏书。(注3)他把自己的书斋叫做“千明楼”,据说已经收藏了四百多本明版明钞本,正向一千本的目标努力,所以叫”千明楼”。他知道我丈夫学识渊博,擅长诗词,就常来跟他谈论,倒从来没有对我们显出一丝歧视。即使在我们最为倒运的时候,他们两夫妇也称我们“徐先生”“徐师母”。男主人有一次还对我们说:“在外面我们不要打招呼,在家里我们都是一样的。”老实说,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能这样处事的人当时实在并不多。他见我丈夫的几万册藏书都被抄光,就常借书给我丈夫看。还拿插页出来请我丈夫题诗、题词,并要我丈夫把日期倒填在1949年改朝换代以前。这样,一旦红卫兵抄家发现,也不至会批判说:“文化大革命中竟还敢继续搞封、资、修!”
男主人还喜爱玫瑰。他们的花园不大,但花圃却整理得井井有条。几十株玫瑰品种都很好。每株花下还插着一块小木牌,上书中英文对照的花名,像植物园一样。但“文革”期间,养花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所以男主人不敢再照顾玫瑰,于是花儿也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那家住在亭子间的工人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很少见面。而住在车间的工人一家倒每天都碰头。他们虽算是“领导阶级”,应该与我们“阶级敌人”划清界线,但实际上却待人很讲道理,常为我们讲几句公平话。尤其是大家接触多了,他们也看得出我们不是“坏人”,就常对我们的遭遇表示同情。他们的两个女儿后来进了学校,常来请教我大儿子功课。他们不在家时,就托我们照看这两个孩子。大家来往很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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