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那后间的第一个五月,天刚开始热起来。一天下午,我坐在床沿,忽然看见一只大臭虫,吃得饱饱地在爬。我还以为是儿子们从学校里带回来的。谁知那天夜里,我和丈夫都被臭虫咬醒了。我们家一向没有臭虫,所以一咬就睡不着觉,但怕开灯会照醒第二天要上班的儿子,就只能忍耐着。看看儿子们睡梦里也在抓痒,但年轻人好睡,没有被臭虫咬醒。第二天,我看床上席子的四角,见里面已经躲着臭虫了,只好忍痛把好好的席子角剪掉,再用布把四角缝起来,不让臭虫爬进去。在上海,一般人家都睡木头框架的棕绷床,最容易有臭虫钻进去藏身,所以我家的每个棕绷都用厚布做着棕绷套,以防万一。我检查了一下那时家里唯一的那个棕绷,套子里倒幸而还没有发现臭虫。后来,我们看见主人在院子里用滚水烫棕绷里的臭虫,也看见臭虫在他们墙上爬,才知道原来这栋房子是个臭虫窝!两个儿子连忙买了很多“敌敌畏”“DDT”“六六六”等杀虫药来,把所有的家具脚和门框都涂了一遍。床上先洒一层“六六六”,在粉上铺报纸,报纸上再放垫被、床单。每天晚上,我们就是这样睡在“六六六”上的!跟隔壁老爷爷通的那扇拉门是臭虫爬过来的主要通道。儿子们就先在门框上涂厚厚一层以“DDT”溶化的“六六六”粉,再密密层层糊上牛皮纸,纸上再涂一层杀虫药。整个房间充满浓浓的杀虫药气味。我们知道这样对身体不利,简直是“饮鸩止渴”,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采取这样严密的防守政策之后,房里的臭虫竟然渐渐减少,最后终于消灭了。
扫地出门之后,红卫兵抄家不来了,但我丈夫是本地区的大资本家,又因1949年前做过法官,是双重“四类分子”(注4),于是凡是里弄街道开批斗会,即使不是斗他,他也总会被拉去陪斗。尤其刚搬到新地,弄堂里的孩子们每天都来敲门要他去扫地,大热天还故意要他在中午烈日当头时去扫。幸亏这样弄了几个月,他们也乏味了。
十六年中,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熬了过来。1979年,政府落实政策,我们的财产发还了。1982年,我们终于搬回老屋去了。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一位邻居,她对我说:“你们搬回老家去,真是‘死人从棺材里爬出来,青草从石板里长出来’了啊!”
又有一次,我在菜场买菜,遇见一个平时不熟的邻居,上来主动跟我打招呼,对我说:“你们只不过比别人多几张钞票而已,有什么罪!现在‘四人帮’打倒,你们好了!”
我去附近眼镜店配眼镜,一位我不认识的女职员再三对我说:“现在你要想通点,不要再做人家了(“做人家”是上海话,“节省”的意思)!”
我家附近有一位摆摊的小贩,后来退休了。每次在路上看见我,他总要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千万不要做家务了。休息休息,吃得好一点,想通点啊!”
这些都是善良之人呀。我想:世界上到底还是好人多啊!
高诵芬作文
徐家祯整理
1995年9月8日
于斯陡林红叶山庄
注4:关于我丈夫经历,请参见本书第23章《结婚之四》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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