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理衣服时,背后站着一个叫魏淑琴的干部,她恶狠狠地对我说:
“高诵芬,你以后要改改呀!”
我心中暗想:我一世不偷别人的财物,不抢别人的东西。天让我生在富家,嫁在富家,这不是由我选择的。我从未做过坏事,待人一向客客气气,没有贫富之分。以前里弄要选妇女代表,派出所还硬要群众选我。政府每次有什么号召,作为妇女代表,我只好带头响应。有一次某地发生水灾,里弄里发起捐寒衣运动,我第一个将家里的棉衣、棉被拿了许多送到居民委员会。你们干部还玩笑地表扬我说:“高诵芬呀,你发嫁妆了!”办人民公社,办托儿所,我又第一个把家中碗碟、画报、书籍捐出去;1958年大炼钢铁,我把嫁妆里全新的铜、锡器捐出去,居委会还把我捐出去的东西放在里弄展览会展览,做大家的榜样。现在怎么讲这样的话?真欺人太甚!想到这儿,我就脱口而出:
“我五十岁了,改不好了!”
她讨了个没趣,倒也只好哑口无言。
东西理好了。儿子们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躺在床上的父亲扶上了车,车上再放两只幢篮,里面装的是油盐酱醋和碗碟筷子。三轮车来回装了三四趟,全部家当就都装完了。天黑了,干部们不让我们再搬,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居住了十多年的老屋。屋子里剩下的东西,连破布、纸屑、垃圾都全被没收,我们真的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最后一个离开老屋的是我,手里拿的是扫帚和畚箕,倒真是名副其实的“扫地出门”!
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在同一天,住在我们隔壁的三叔祖一家也被里弄干部扫地出门了,而且就扫在与我们同一条弄堂里。因为三叔公家那时只剩他们两老夫妻和一位还没有结婚的女儿,按照里弄干部的标准,三口之家还没有资格跟我们那样住朝北的后间呢,于是就分配给他们住一个只有一扇小窗的汽车间。他们的大儿子一家七口以前也跟他父亲同住,现在同时扫出了老屋,住在同一条弄堂内一栋老式石库门房子里,七个人合用两间,连卫生设备也没有,只好每天倒马桶。不久,原来跟我们住在同一条街道的二叔公也被扫出了老屋。二叔公以前有姨太太,租房子住在静安寺附近,后来姨太太死了,房子就由本家绍大看守,现在红卫兵就把他们一家扫到那间屋子去了,条件比我们都好。看来所谓“狡兔三窟”还是有道理的。(注1)
搬出了老屋,红卫兵的骚扰总算停止了,因为我们拥有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检查过、批准过的,当然再抄家就没有意思了。但别的骚扰却又来了。搬出老屋不到一个月,房管处忽然来了一男一女两个青皮寡血、猴头吊颈的干部,来责问我们为什么当年的房地产税还没有缴付。我说:
“我们已经扫地出门,不住自己的房子而租住房管处的公房了。既然我们的房子已经交给了房管处、居委会,怎么还要我们付房产税呢?”
注1:关于我的二叔公和三叔公,可分别参见本书第23章《结婚之四》注2和注3。关于绍大,有专文详述,可见本书第44章《阿苏和绍大》一文。
他们回答说:“不管你们住不住,房屋的所有权还是你们的,房产税还得由你们来付!如果三天之内不缴,红卫兵再会来一次革命行动,把你们扫到棚户区去!”
这真是蛮不讲理了:既然房产权是我们的,我们当然应当付房产税,但为什么我们却没有权利住到自己的房屋里去呢?既然整栋房子现在都由房管处、居委会在使用,我们已经住进公房,每月要按时向房管所缴付房租,那么还有什么责任为我们已经没有使用权的房子付房地产税呢?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说不通的!但这就是当时红卫兵的逻辑!
自从抄家第一天厂里红卫兵留给我们五百块钱以后,厂里始终没有再给我们一分钱生活费。我们一家四口只有大儿子每月有五十多元的工资收入,这就是全家的生活来源。那五百块钱除了给女佣解散费,还被红卫兵偷掉一部分,再在两个月的家用中贴掉一部分,剩下不到两百元了,现在房产税就要一下子付掉一百多元,将来生活怎么过下去呢?
第二天,我大儿子陪我去区房管处,想恳求他们宽容一下。他们丝毫不肯让步,并说:“这一期房产税一定要在三天之内缴清,否则马上叫革命小将采取革命行动!以后,不管住不住在那房子里,只要房屋所有权是你们的,就要每年按时付房产税,除非主动将房屋上缴。”
我听了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他们逼我们缴房产税的本意。他们是要没收我们的房子!因为这栋房子的户名一向是我的名字。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他们没有理由可以没收我的财产,于是就想了这个办法来逼我上缴。但不上缴又能怎样呢?我们难道每年还有能力为自己不能住进去的房屋缴房产税?何况,这样一年年付下去,到哪年才会了结呢?于是全家商量了一下,只好填了房管处早就准备好的“房屋上缴申请表”,签了字、盖了章,把老屋“主动”上缴了。
高诵芬及丈夫“文革”中住处
高诵芬全家“文革”中住处
里弄分配我们住的新住处离我们的老屋很近,走路只有五六分钟而已。其实,从我们的窗口望出去,正好可以望见老屋的全景,好像时时提醒我们原来的家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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