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虽有四大名山之称,但尚未稳定。从清初开始,“四大名山”之名继续流传,杜漺(1622—1685)的《湄湖吟》载:“癸丑岁,于通湾广福寺遇梵云禅师,云‘自二十岁发愿刺血写《华严经》四部,藏四大名山,已竟其二’报恩,玉林国师止之,仍刺血画佛像,甚工。乃为之偈。” 之后不久,也出现了以四大类配四大名山和四大菩萨的情况,康熙三十七年(1698),裘琏于《南海普陀山志》云:“佛经称地藏、普贤、文殊、观音诸佛道场,曰地、水、火、风为四大结聚,九华地也,峨眉火也,五台风也,普陀水也。” 其中认为这是“妄会”,不足为据。但在康熙四十年(1701),康熙皇帝还只提到了三大名山。当年的五月初三,他在《御制清凉山志序》中说:“宇内称灵山佛土最著者有三:峨眉、普陀,而五台为尤盛焉。” 其中并没有提到九华山,这说明此时四大名山还没有完全流行并固定下来。
康熙年间,蓝理于《重兴普陀法雨寺圆通殿疏》中云:“夫海内名刹,不下数百千,居一方之胜,尚能竭一方之力,以极其巍焕。况普陀为四大名山之最,大士现身说法之场,登其地,恍入方丈蓬莱,尘念顿却。” 其中提到四大名山,但只提到普陀为“最”,其余皆未提及。另王鸿绪的《潮音和尚中兴普济寺记》记载:“西方圣人之教,虽不着一切色相,而必以名山灵境、庄严象设为四众起信。皈住之因又必得真参实证,堪为人天眼目者,演法其间,斯足以震耀中土。补陀洛伽,首四大名山,为普门大士示现应迹之地,较之清凉、峨眉尤为神异。” 这里提到了四大名山中的五台、峨眉和普陀,但也没有提到九华山。清代《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之《磬山天隐修禅师》有云:“闻常多菩萨,出现于四大名山,神通广大。” 此事在《五灯全书卷》 、《续指月录》 、《续灯存稿》 、《宗统编年》中 皆有记载。
同治十年(1871)冬,戒香在《净土极信录》自序中说:“幸礼四大名山,参听开示。” 但没有说四大名山的名字。不过他的《参问息心》诗中有“周游南北与西东,参历名山古刹风”句,自注云:“甲子(同治三年,1864)冬,上北五台,经峨山归,已庚午(同治九年,1870)春矣。” 此处“峨山”,即“峨眉山”。他在《看护沉疴助终往生诀》中又云:“深愧出家年浅,学识全无,礼四山所经之地,每见各处同袍临终以及荼毗情形,多被健者存者惑以心识,而终后情迹,无异俗派,皆不相宜。” 此后,1878年,在乾陀重刊的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中,有两次出现了四大菩萨和四大名山的内容,其中的《普贤圣诞》中云:“今之奉供圣像,并依智行为定位,则先文殊而后普贤也。是故域中四大名山,第一五台,文殊居之;第二峨眉,普贤居之;第三普陀,观音居之;第四九华,地藏居之。” 扣钟偈中又云:“南无五台山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十五椎),南无峨眉山大行普贤菩萨(十六椎),南无九华山大慈地藏王菩萨(十七椎),南无普陀山大悲观世音菩萨(十八椎)。” 道昱据此认为“这四大名山的形成至今才百余年”。道昱的观点,我们基本赞同,但我们认为更准确的表述是四大名山的“完成”或“定型”至今才百余年。因为从万历时期的1603—1608年间,开始酝酿了“四大名山”,到1878年最终完成,其间经历了将近三百年。当然,如果从澄观于公元776年同时朝礼五台山和峨眉山开始算起的话,一直到四大名山的形成,其间历经大约一千一百多年。
四大佛教名山中,独普陀山位居海中,既有山岳景观,又有海洋景观,故备受青睐。虽登山需渡海,但仍受到不同阶层的推崇,从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到文人士大夫,再到黎民百姓,均有人倾仰普陀,故裘琏云:“独洛迦孤悬海外,可谓远且险矣。然历朝来,上自帝后妃主、王侯宰官,下逮善信男女、缁流羽衣,远近累累,无不函经捧香,搏颡茧足,梯山航海,云合电奔,来朝大士。” 邵基在为朱谨志书作的序中也写道:“普陀以名山净土,善信皈向,裹粮问津,扬帆径渡者,趾踵相属。” 许琰更是直接指出普陀山的殊胜,直言其为“极乐世界”:“名山道场多矣,幽远清净无如兹土为最,数十里中无居民夹杂,则色空秽远,荤酗不闻,呼啼垢谇,尘哗都绝,一也。豚豕鹅鸭,概不畜养,杀机不作,腥膻永除,二也。香客到处,乞丐必多,独此隔远绝迹,真成极乐世界,三也。”
清代朝拜普陀山的香客不再局限于浙江和南方地区,来自北方的香客也逐年增多,因此来自长江以北的香客被称为“北客”。许琰云:“香客到山,凡属北直、山西、陕西、山东、河南,自扬子江以北者,皆称‘北客’,此惟前后两寺均接,前代已然。展复来,百务草创,规制未定。康熙二十九年,镇府蓝公悯两寺殿工未成,出示将南客与房头静室通融其间,其北客立禁,永仍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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