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通大士誓愿宏深,法界有情等蒙摄受。一切处普门示现,真智无方;东南海补怛名山,应迹有在。无方故逐形随类,施同体之慈悲;有在故航海梯山,报罔极之恩德。由是历朝钦敬,举世尊崇。无非欲祝同康以翼郅治,消灾厉以福黎元。因兹三寺鼎立,众庵棋布。各宏祖道,共阐佛心。惟慧济一寺,基踞山巅,名曰“佛顶”。纡屈数里,路由顽石以砌地;盘桓千仞,人若历梯而登天。每至香期,来往绎络。足履滑石,甚属危险。前住持文正,募诸檀信,铺以石条;即彼险道,变作康庄。虽仍巍巍陡峻,而复步步坦平。但以旁无遮护,回避犹觉惴惴。大护法大椿祝公,宿植德本,笃信佛乘。秉居廛为政之权,行即俗修真之道。适来进香,睹此景象,遂发大心,遍竖铁栏;普令来者登圆通场,行安稳道。得大无畏,不劳每步看脚下;获大总持,了知佛阶在个中。由金绳路,逢左右源。自下地宛转扶掖,一直至山穷水尽。从兹入于佛慧,亲见观音。如斯功德,直与普门施无畏力,同体相用。当必由斯顿超十地,圆满三觉。岂止身心安泰,吉祥萃于厥躬;瓜瓞绵延,余庆覃于后裔而已哉?
据文质所载,旧路以顽石砌地,每至香期,香客足履滑石,甚属危险。后住持文正募款修路,将顽石更换为条石,遂步步坦平,可惜路旁没有遮护。祝大椿上山进香时看到此种景象,“遂发大心,遍竖铁栏;普令来者登圆通场,行安稳道。得大无畏,不劳每步看脚下;获大总持,了知佛阶在个中”,使香道建设更加完善。
普陀山香汛开始于明代。民间认为农历二月十九是观音菩萨的诞辰,六月十九是观音菩萨成道日,九月十九是观音菩萨出家日,三个时间分别在春天、夏天、秋天。与此相应,一年之中,有春、夏、秋三个朝拜普陀观音的汛期。盛况最大的是春汛,而夏、秋两汛与春汛不可比。清代以后,普陀山的香汛已成为约定俗成的重要节日,并稳定延续。如清中期周庄方志《贞丰拟乘》有一段文字记载甚详:“此间男女最崇香信,远则越海而至普陀,不避风波之险。外此如武当、三茅、九华、天竺等处,亦岁必至焉。若虎丘、元墓,附近名山,不过资游览计耳。再或村姑里老,无力出乡,仅在马现庄、落霞浦野庙中,和南膜拜,作竟日之游,亦以为了却一年心事也。” 由此可见,朝山进香成为当地人必当了却的“一年心事”。张伟然指出,根据其经济状况,进香目标明显分化为三个空间层级:居于顶端的是南海普陀,以及杭州天竺等地;其次则是苏州虎丘、玄墓等近距离名山;层次最低的是附近一些所谓“野庙”。总之,“岁必至焉”,否则这个以年为时间周期的生命段落中便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支点。 可见,南海普陀在所有观音道场中地位最为重要。
普陀山孤悬海中,其香汛受到地理、交通等区位限制,只能通过轮船登岛。进香线路以杭州湾为主,北边的长江口、南边的温州、台州均有出海口。张伟然曾考证出四条线路:
第一条,取道大运河从杭州下海。“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苏松各地结伴进香普陀者,路过杭州,渡钱塘江,中流遭风,一舟六十余人皆溺”。 这些香客来自“苏松各地”,可见该线路对于太湖流域也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条,从杭州湾北岸及长江口下海。清中叶苏、松进香普陀有不少人取道杭州,但松江以东地区则有不少人就近出海。乾隆《金山县志》著录当地海口要道,其一为裴家巷,谓“正月初,乡民往普陀进香,悉于此出口焉” ,由此径达普陀显然比经由杭州近便许多。光绪《川沙厅志》也记载,清初“里中陶氏子乘海舶进香普陀,遇飓风昼夜不息,舟人惶惧,随风漂至一岛” ,可见有从长江口出海至普陀的航路。
第三条,从杭州湾南岸下海。从杭州湾南岸出海至普陀,最近便的当然是镇海。不仅当地香客,也有一些内地香客来此出海。乾隆二十七年(1762)就有河南商丘的进香者二十余人取道镇海。 但最大的港口,无疑是宁波。1886年《申报》上一则《甬事汇纪》称:“宁人素以佞佛为事。日来江东等处乡船咸往普陀山进香,经过城外,络绎如梭。”
第四条,从温州、台州下海。此地往普陀进香的风俗也相当发达,又与江南地域邻接,未便置之不理。传统史料中对此缺乏记载。1897年《申报》有一则关于温州的报道称:“普陀进香,脍炙人口,香船驶往,历届均有常期。今年筮吉于本月初四日辰刻开行。佞佛者流咸于初三日早,手爇心香一瓣,由北门出城。善男信女,以数百计。” 从所谓“历届均有常期”,可知这一习俗由来已久。到1905年,还出现了“近来台、温二郡香客,咸绕道甬郡,以便赴普陀进香”的局面。 1906年,有报道称:“温郡每值春初,有等佞佛者流,雇船赴普陀山进香。” 而其以南的台州,从1897年就开通了与宁波之间经停镇海、定海、普陀的轮船 ,该地前往普陀进香较之温州更为便捷。可知上引1905年《申报》报道称台温香客取道宁波前往普陀进香确实属于“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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