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诸帝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在官员和士大夫的推崇下,在普陀山诸高僧的引领下,在清代四部志书的渲染下,加上中国佛教向世俗化的纵深发展,清代普陀山全面构建起了以观音菩萨为其精神核心的神圣空间。其中被神圣化的自然景观种类和数量更多,神圣性的人文景观也继续增多,与此同时,普陀山全山被神圣化为一座观音圣山。
相对于明代,普陀山的自然景观不论是从种类还是数量上都在增多,尽管清代诸志书体例不同,但皆有对其自然景观之记载。其主要记载于“形胜”篇,另在“方物”篇中也有记载。清代最后一部志书——秦耀曾志书言:“震旦中国名山道场多矣,而山川形胜之奇,普陀为最。” 清代普陀山的自然景观主要有山、峰、岩、石、洞、窟等,现据秦耀曾志书将其列表统计(见表七)。
表七:清代普陀山自然景观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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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道光年间的《重修南海普陀山志》所记载的自然景观类别主要有山、峰、岭、岩、石、窟、洞、岙、湾、地、境、沙、洋、礁、潭、涧、泉、塔、桥、井、池、路、门等。其中“门”即“两山相夹谓之‘门’”,故列于自然景观;“桥、井、池、路”应属于自然与人文合一的景观;而“塔”似应属人文景观,但被列入“形胜”类,故列入上表。此外,“方物”类中的“谷之属、蔬之属、木之属、竹之属、花之属、果之属、药之属、鸟之属、兽之属、虫之属、鱼之属”也属自然景观,但多属于植被景观和动物景观。相比之下,“形胜”类中更多的是地质地貌景观。不论是地质地貌景观还是植被动物景观,其种类和数量均有所增加,如“泉”类中的“活眼泉”是清普济寺住持通旭“治退居之室,得泉,饮之而甘,故赐以名”。 此外,景观命名多数以佛教相关名词为主,如莲台洞、五十三参石等;有些名字原来并无佛教意义,到了清代又通过改名赋予神圣意义,如“峰”类中的“正趣峰”,在梵山右,白石磷磷,如嵌珠璧,旧称玉趣峰,清代普济寺住持通旭将其改为“正趣峰”。他说:“以此地为大士说法道场。善财二十八参中,正趣菩萨从他方来示现说法,经载甚明,奈何讹‘正’为‘玉’耶?” 是说正趣菩萨是《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时的第二十八参所参访到的大菩萨,故名正趣峰。通过这种命名方式,普陀山和《华严经》结合得更为紧密,也更具神圣性。
人文景观中,除了上文言及的太子塔、金刚塔、华严铜塔、千佛塔等塔类景观外,最主要的就是寺、庵。清代普陀山佛寺有几次重大修建或恢复,其中最重要的是康熙和雍正年间对普济寺和法雨寺的修建。此外,慧济寺也在清代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很多小庵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涌起,共同构筑了普陀山的神圣空间。
清代,普济寺仍是当之无愧的普陀山首刹。康熙八年(1669),荷兰殖民者入侵普陀山。全山遭受重创,寺院几乎全毁,普济寺除大殿外荡然无存。“至康熙十年,定海县废,僧复内徙,寺院残毁,存者十无一二。” 康熙二十八年(1689)南巡杭州,定海总兵黄大来汇报东南沿海海防情况时,趁机向康熙皇帝讲述了普陀山观音道场百废待兴之情况。康熙赐金千两建设前后两寺。此后,康熙皇帝数次赐金修建寺院。康熙三十八年(1699),赐额“普济群灵”,始有“普济禅寺”之名,同时,准两寺住持奏请,发金陵城内琉璃瓦十二万,“改盖两寺大殿”。雍正九年(1731),赐帑金七万两修建前后两寺,扩建殿堂及用房。至道光年间,普济寺已颇具规模,寺基“南距北六十丈,东距西八十丈,规方共二百八十丈”。 大殿有天王殿、钟楼、鼓楼、伽蓝殿、大圆通殿、景命殿、藏经殿、祖师殿、白衣殿等;堂有法堂、斋堂、东禅堂、西禅堂、长生堂、净业堂、延寿堂等;亭有万寿亭、御碑亭等;楼有香积楼、庆云楼等。另有东寮、西寮,其中俱有堂、馆、亭、祠、阁等。法雨寺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得到康熙、乾隆皇帝拨款建设,康熙三十八年,赐额“天花法雨”,方有“法雨寺”之名。康熙四十三年(1704)《御制南海普陀山法雨禅寺碑文》载:“兹法雨寺者,南海补陀山大士之别院也。” 法雨寺寺基“广六十九丈,进深六十二丈五尺,规方共二百六十丈”。 殿堂有钟楼、鼓楼、天王殿、大圆通殿、大雄宝殿、伏魔殿、准提殿、祖师堂、龙王堂、三圣堂等;左翼有东禅堂、东斋堂、雨花楼等;右翼有西禅堂、西戒堂、云水堂等;东寮有先觉楼、霞光堂、明德堂、文元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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