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普陀山新兴寺院中最为突出的是慧济寺的崛起。慧济寺位于白华顶右,又称佛顶山寺。其寺院缘起于明代,传说明代僧人圆慧在佛顶山见到一块石头,上镌“慧济禅林”四字,于是创慧济庵。康熙年间,八世孙普顺重修。之后兴废无常。后临济传人能积法师,“偶蹑峰顶,复得石碣,慨然以中兴为己任”。乾隆五十八年(1719),他首建圆通、玉皇二殿,再建大悲楼、斋楼等,不久又扩庵为寺。自乾隆中兴以后,慧济寺获得重大发展,“嘉庆元年,初开钟板,挂单安众。咸丰元年,始传戒。光绪三十三年(1907),僧德化请藏经贮于寺。德化是年寂。文质两次主法席,大加建造,遂成巨刹”。不久,慧济寺与普济、法雨二寺共同成为普陀山三足鼎立的寺院,“一切规制,与普济、法雨称鼎峙。自能积以来,虽云重兴,实开创也”。 殿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地藏殿、雷祖殿等;堂有云水堂、禅堂、下斋堂、上斋堂、客堂、功德堂、祖堂等;楼有阅藏楼、西楼、钟楼、玉皇楼等;阁有藏经阁、大悲阁等,另有各种室、房等。另外,法雨寺在朱家尖、洞隩庄、吴榭庄、芦花庄、白泉庄等处皆有寺产,有些是来自普济寺的捐赠。
此外,在历代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已涌现有数百处小庵,许琰云:“普陀两寺而外,结宇以奉大士者,无虑三四百家,沧桑展复,创废不一。” 按许琰之说,乾隆年间,庵有三四百处,但他在其志书的“精蓝”部分载有二百余处。道光年间,秦耀曾又云:“普门自两寺而外,静宇小庵不下一百余。” 二者所述数量虽有较大差异,但其所载具体数量却差别很小,秦耀曾指出许琰“漏载十余处” ,包括平山洞庵、小山洞庵等,但他所载庵院也是二百余处。可见,清代庵院约为二百处,主要分布于茶山、千步沙和磐陀石。下面据秦耀曾志书列表统计(见表八)。
表八:清代普陀山人文景观之庵院
据以上信息,茶山分布有五十三处庵院、千步沙七十三处、盘陀石七十八处,共计二百零四处。这比明代志书中所记载的庵院数量要多。这说明清代普陀山佛教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神圣空间的建构更为系统。
可见,清代以寺、庵为代表的神圣空间建构获得了重大发展。
清代,更多的神圣化的自然景观和具有神圣性的人文景观共同构成了普陀山这一圣山景观,使得普陀山更加神圣,成为名副其实的观音道场和更具影响力的神圣空间,可谓“蜿蜒吐纳之势”“钟峦蕴秀之归”。 这一神圣空间,是“神圣之所开辟,贤真之所栖止,灵迹殊迹往往藉以表现”。 普陀因观音而灵,观音因普陀而显,二者相得益彰、形神合一,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作为“形”的普陀山奠定了神圣空间的物质或地理基础。其“形”特点有二:一是居于海中,二是山形独特。清代四部山志中的“形胜”篇对此均有描述。如裘琏志书云:“山四面之海虽称大洋,然皆有近山罗列映带,望之恍如内地。西南角上小山尤多,惟正东面无山,从此扬帆,直至日本,汪洋浩渺,不可以道里计矣。” 裘琏志书又云:普陀洛迦山“在今御名定海县之东海中,距县百余里,孤峙水际,蜿蜒绵亘,纵横各十里许,周遭四十余里,或云百里也。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闽粤,西通吴会,实海中之巨障”。 在其基础上,朱谨志又继续说:“如白华顶(一名菩萨顶)、锦屏山、光熙峰、大小雪浪山、象王峰、梅岑峰、达磨峰、正趣峰,此杰出也。东尽青鼓磊(磊,一作“雷”,一作“楼”);西尽大小风洞嘴;南尽道头、杨梅跳;北尽伏龙山,此四境也。小洛迦山峙其东南,翁洲诸山绵其西北,月岙拱其南,霍山映其东北,此四望也。山之概东多而西少,水之概南深而北浅,外多平冈幽洞,内多崇严曲涧焉。” 这都指出了普陀山独特的地理特征。这种地理景观与山间的寺庙殿宇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被认为是“海天共梵宇齐雄”,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圣恩宽免普陀普济寺钱粮碑记》云:“若普陀洛迦山者,标金树刹,原从鹿苑分来;布宝成池,直是龙宫筑就。惟兹佛国,叠受皇恩。宸翰高悬,笔墨与浮图并峻;慧居重建,海天共梵宇齐雄。” 又雍正十二年(1734)和硕果亲王允礼奉敕书《御制普陀普济寺碑文》云:“朕惟天下名山大川,皆扶舆积厚之气,磅礴而融结。普陀秀峙海壖,迥立于天风紫涛浩涆无际之中,尤灵秀所萃聚,宜其为仙真之所栖息。” 将普陀山的神圣地理环境描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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