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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序一

李利安

会闲法师和景天星博士合著的《普陀山佛教史》即将出版。感谢两位作者的抬举和信任,我得以有机会在这里表达随喜赞叹之情,并就相关话题谈一些自己的想法。

人类有四大宗教文化区,即印度教文化区、基督教文化区、伊斯兰教文化区和中华宗教文化区。从民众神灵信仰的对象来看,如果说,前三个宗教文化区最流行的神灵分别是梵天(或三大主神)、上帝、真主的话,那么中华宗教文化区最流行的神灵应该是观音菩萨。尽管四大宗教文化区的板块结构在全球化时代开始松动,不同宗教之间多元并存的空间格局正在试图突破原有的宗教文化区界限,但从中华宗教文化区乃至整个东亚宗教文化区来看,观音信仰的普及程度,特别是其文化底蕴及其对文学、艺术、民俗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在东亚神灵信仰的领域内可能依然无出其右者。这一宗教文化现象的形成,经历了多个令人惊叹的历史变迁,仅举四例如下。

两晋南北朝时期,观音作为威力无边、普济一切的救度之神,迅速从圣人崇拜、神仙崇拜、祖先崇拜、上天崇拜以及杂乱无章的自然神和鬼神崇拜现象中脱颖而出,以平等、威猛、慈悲、智慧、亲和的鲜明形象,一扫中国本土崇拜存在的功能狭窄、理论单薄、方式模糊等弊端,成为中华大地上最流行的一种保佑神。从此,威力无边、救苦救难的菩萨形象深入人心,对中国宗教神灵信仰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和补充,中国神灵信仰史由此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隋唐之际,观音信仰从单一的神力保佑信仰迅速拓展到智慧觉悟、净土接引、咒语加持、福德积累、指点迷津等多种信仰形态,而且都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并开始与当时处于鼎盛状态的佛教理论相呼应,与其他风行一时的佛教信仰相激荡,为各宗各派所接受,在理论支撑、体系建构、功能拓展、信众普及等方面超越所有神灵信仰,成为一种学理丰富、体系博大、功能多样、根基牢靠的信仰体系,将它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奠定了后世观音信仰进一步演变与拓展的经典依据、理论支撑和信众基础。

宋元之际,观音形象突然从原来的男性菩萨形象转变为世俗气息极浓的女子形象,在妙善公主和马郎妇故事的激发下,得力于民间的强劲推动和艺术家的灵活创造,女子观音的形象迅速普及,观音由此成为中国最流行的女神。这一形象转变既体现了中国人的勇气和魄力,也表达了中国人对观音慈悲精神的理解和需求,并由此上接西王母传说,下启无生老母信仰,各种各样的娘娘与老母乃至妈祖与神化的村姑纷纷涌现,推动形成蔚为壮观的女性神信仰潮流。从此,观音菩萨以亲切祥和、温馨柔美的形象及无尽的悲悯与无限的力量,深入民间社会及亿万民众的心灵深处,尽显其大众化、生活化与通俗化的气质,彻底改组了中国宗教神灵体系的基本格局和精神情趣。

明清之际,以观音为主尊的佛教道场大规模增加,以观音、圆通、大悲等内涵指向为限定,以寺、山、庵、台、洞、坪、庙为空间标识的观音道场,在各种灵验故事的渲染下成为中国佛教领域数量最大也最有影响的一种神圣空间。由此进一步发展,得益于浙东陆海地理位置、周边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早期已有的观音信仰传承,加之与经典所记观音道场的颇多一致,普陀山在成千上万的观音道场中异军突起,逐渐成为所有观音道场的第一代表,独占观音菩萨显灵说法之地的神圣角色,形成一山独大、万山呼应的神圣空间格局,以及“信观音,朝普陀”的全新观音信仰形态,并与五台山、峨眉山及随后跟进的九华山一起,组成四大菩萨、四大名山的信仰体系,支撑起明清以来汉传佛教最流行的一种神圣空间架构,成为菩萨信仰中国化的一种全新形态。

以上四种变迁,在时间上先后推进,在内涵上依次拓展,在形态上相继演化,成为中国宗教史上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任何一种历史变迁都携带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交织着中印、三教、圣凡、雅俗、政教以及人文与自然、理论与实践、现实与理想等多重关系,不但与中国佛教其他文化元素深度融合,成为中国佛教历史变迁的缩影,而且与中国宗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密切呼应,成为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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