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王朝迅速灭亡,一大原因是吏治腐败。袁冀曾于《说元代吏治》中指出:“考蒙元速亡之因,一曰职繁官冗,二曰豪奢横敛,三曰俸薄贪墨,四曰吏品流杂,五曰蒙员瞢于从政。”“吏治窳劣,为其根本。” 因此,秉持儒学的士大夫,纷纷呼吁整顿吏治,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思想与方案 ,但终难以挽救元王朝之灭亡。文人士大夫们忧国忧民之际,也举行雅集,以抒胸怀。如赵孟頫于《松雪道人方外交疏》中说:“兹审石室书记瑛公住持昌国州隆教禅院,凡我与交,同词劝(以下缺)。处西湖之上,居多志同道合之朋;歌白石之章,遂有室迩人远之叹。” 又如刘仁本于至正二十年(1360),感慨“东晋山阴兰亭之会,蔚然文物衣冠之盛,仪表后世,使人景慕不忘也”,于是效法东晋兰亭集会,邀名士谢理、朱右等四十二人,相聚于余姚秘图山行“修禊事”,“补晋人所缺诗篇”,将众人之诗刻于石上,命为《续兰亭会图石刻》。值得指出的是,赵孟頫和刘仁本都是常与僧人交游的崇佛士大夫。
佛教传入中土后,最迟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可从史籍或僧传中看到文人士大夫对待佛教的态度,他们有的是奉佛崇佛,有的是排佛反佛。直至宋代,文人士大夫在与僧人的交往中,也多处于主导地位,而僧人居于次要地位。统观历史,可以看到有排佛者如东晋南朝的顾欢、何承天、戴逵,唐朝的韩愈等,也有奉佛者如唐代的王维、柳宗元、白居易,宋代的苏轼等。他们或视僧人为方外之宾,或统释入儒,或鄙视排斥,如苏轼“与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诠,为方外之交”。 又如韩愈力倡“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元代的文人士大夫中,出身蒙古族的士大夫居多,官居高品,手握重权,“占据了中央和地方的显位要职”,且具有一定的汉文化造诣。 蒙古族的儒士大夫多支持佛教,这也促进了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的士大夫与僧人的交游。与此同时,有人指出:“以文人为主导的不对等关系下的交往模式逐步消失,以文人、僧人在平等关系下的新型交往模式成为主流。在这种新型平等关系下,文人出入佛学,与僧人交游的人数日众;文人为振兴儒家道统而排佛的现象消失;文人对待僧人结交权贵、追求功名的态度由鄙视排斥变为羡慕投附。” 之所以产生这种变化,既和当朝的宗教制度、用人政策有关,又和当时的文人心态有关。
因此,元代的文人士大夫,尤其是中后期的士大夫,多与僧人有交往,如虞集、杨载、揭傒斯、萨都剌、黄溍、吴澄、赵孟頫、欧阳玄、张翥、顾瑛、杨维桢、戴良、贯云石、杜本、宋无、陈基等,从他们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们与僧人的交情以及在同游山水或宴饮游戏时参禅论道的情形。如宋无(1260—1340)终生不仕,归隐翠寒山;顾瑛自称金粟道人,《自题小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少年豪侠处,五陵鞍马洛阳街。”
作为观音道场的普陀山,也吸引了当时的一些文人朝山游礼,推动了普陀山信仰的发展。如刘赓、赵孟頫、黄溍、吴莱、盛熙明、刘仁本等纷纷登临普陀山,或赋诗、或题刻,表达了对观音道场的赞叹之情。《普陀山大辞典》中列有元代与普陀山有关的历史人物(见表一)。
表一:元代普陀山文人士大夫
▼续表
以上十位人物中,丁鹤年、袁珙和宋濂为元末明初人,宋濂登普陀山时已是明洪武年间,袁珙于元末在普陀山遇见僧人别古崖而学相术,因以闻名。丁鹤年与盛熙明一样,同为西域人,他“匿翁洲海岛,隆冬衣不掩胫。有馈遗者,虽饘粥费无所受。忧愤欢愉皆发之于诗”。 此处的“翁洲海岛”,即普陀山。他的两首《题昌国普陀寺》诗云:
神鳌屹立戴崔嵬,俯瞰沧溟水一杯。积翠自天开罨画,布金随地起楼台。祈灵汉使乘槎到,传法梁僧折苇来。若使祖龙知胜概,岂应驱石访蓬莱。(其一)
昆明劫火忽重然,宇内名山悉变迁。古刹独存龙伯国,丰碑犹记兔儿年。三更日浴咸池水,八月潮吞渤海天。云汉灵槎如可御,便应长往问群仙。(其二)
其余文人士大夫中,比较重要的,除盛熙明之外,还有赵孟頫、吴莱、刘仁本等。
元代还有其他的文人士大夫登临普陀山,如维吾尔族的贯云石、岳鲁山等,延祐四年(1317)春,二人与昌国州同知干文传(1276—1353)同游昌国,登临普陀山顶,游览磐陀石,贯云石作《观日行》:
六龙受鞭海水热,夜半金乌变颜色。天河蘸电断鳌膊,刀击珊瑚碎流雪。朔方野客随云间,乘风来游海上山。飞骧拖空渡香水,地避中原杂圣凡。壮鳌九尺解霜鼓,瘦纹巨犬自掀舞。惊看月下墨花鲜,欲作新诗授龙女。人生此行丈夫国,天吴立涛欺地窄。乾坤空际落春帆,身在东南忆西北。
硕大的磐陀石,引发了他对北庭乡亲们的绵绵思念。 岳鲁山曾和诗一首,惜未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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