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实叉难陀开始在洛阳大遍空寺译《八十华严》,圣历二年(699)于佛授记寺译完。实叉难陀将晋译《华严》所说的善财童子参拜观音的光明山与玄奘记载的这个观音道场完全对等起来:“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汝诣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即说颂言: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华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汝应往问诸功德,彼当示汝大方便。”不但名称从“光明山”改为玄奘记载的补怛洛迦山,而且位置也明确为玄奘描述的“海上”。此后的《四十华严》也是如此。
虽然《八十华严》将经中所说的观音道场与玄奘所记及其他诸经所说的观音道场画上了等号,但这个名叫补怛洛迦山的观音道场却依然远在印度的南海边。到了五百多年后的南宋末年,定都临安的宋政权对附近名山有高度关注,加之文化中心的辐射作用,梅岑山开始被指为补怛洛迦山,如志磐的《佛祖统纪》中说:“补陀山在大海中,去鄞城东南水道六百里。《大悲经》所谓补陀落迦山观世音宫殿,山有潮音洞,洞前石桥,瞻礼者或见大士善财净瓶频伽。”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也详细记载“补陀落迦山,自明州定海县招宝山,泛海东南”。当然,在唐宋之际,此山上的“宝陀”“补陀”“普陀”等名称与佛经中的“补怛”“布呾”也有彼此混同的足够机会。即使如此,元代盛熙明依然对此心生疑虑:“然世无知者,始自唐朝梵僧来睹神变,而补陀洛迦山之名遂传焉。盘礴于东越之境,窅芒乎巨浸之中。石洞嵌岩,林峦清邃,有道者居之,而阿兰若兆兴焉。自非好奇探幽,乘桴泛槎者,罕能至也。”他还曾描述观音道场的神奇景象,并因此认为“以是考之,则决非凡境,岂造次所能至哉,似匪此地比拟也”。可见,盛熙明曾经以“世无知者”来评论将补怛洛迦山“迁移”浙东海上的说法。可是,后来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后至四明,屡有邀余同游补陀山者,心窃疑之,不果往也。一夕,忽梦有人谓曰:‘经不云乎:菩萨善应诸方所,盖众生信心之所向,即菩萨应身之所在,犹掘井见泉,然泉无不在,况此洞神变自在,灵迹夙著,非可以凡情度量也。’既觉而叹曰:‘嗟夫!诸佛住处,名常寂光,遍周沙界,本绝思议,何往而非菩萨之境界哉?断无疑矣!’”盛熙明的这种思想转换,可能代表了宋元之际中国人认识和接受普陀山的普遍心理。若深究其背景因素的话,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印佛教关系的突变。从两汉之际到两宋之际,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印度佛教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入。西行求法与东来弘法彼此激荡,在译经、解经、讲经的同时,学派形成,宗派创立,制度完善,信仰普及,思想渗透,实践展开,印度佛教的活水源头在支撑和激发中国佛教发展的同时,也对中国佛教发展方向起着引领和框范的作用。12世纪开始,印度佛教急速衰落,到13世纪初,终于彻底衰亡。这个时候正是中国的两宋时代。经此打击,持续千年的印度佛教入华史终于画上了句号。印度佛教向中国输入的终结以及中印佛教交往的停滞和由此开始的中国佛教的独立发展趋势,不但使印度佛教的所有圣地与华夏大地实现了阻隔,从而失去了在中国佛教信仰者心目中的圣地意义,而且导致印度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急遽减弱,为中国佛教的自由创造和自成体系提供了不受约束的广阔空间,极大地加速了中国化佛教信仰形态和实践体系的形成,特别是中国化佛教神圣空间体系的形成。
第二,中国佛教发展轨迹的转型。与中印佛教关系突变这一背景相关,中国佛教在唐宋之际发生重大转型,从原来的以经典义理为中心转变为以信仰修行为中心,在理论情趣不断减弱的背景下,宗派会通沉淀为禅净呼应的核心框架,而佛教的实践却迈开了更加自由的步伐,在终极超越的诉求依然保持的背景下,应对现实生活问题的信仰显示出持久不衰的生命力,佛教不断向简易化、通俗化、生活化、民众化方向发展,以菩萨信仰为标志的佛教信仰大兴并渗透到底层社会,对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化的菩萨信仰体系开始了全新的构建过程,在布袋弥勒和女性观音相继出现的同时,神圣空间的建构也迈开了勇敢的步伐,最终以四大名山的格局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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