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神”的观音菩萨奠定了神圣空间的义理基础。自普陀山开山,观音菩萨常示现于普陀山,延及清代,感应事迹增多,观音“示现”也愈多。朱谨云:“示现亦灵感也。有感而不见者矣。未有不感而现者也。”他比喻说:“大士如月,众人如水,人见大士如水受月影。不可谓影即是月,又不可谓月即是影,又不可谓影非月影,又不可谓月本无影。月之照人也,有目者即见月;月之照地也,有水即有影。然而人之求现于大士,有见有不见者。何也?此亦如水受月,清者受之,浊则不受矣。” 他以水月之喻来形容观音之“示现”。朱谨还首次在普陀山志中专列“经证”,以经文或前人的论述来印证观音示现于普陀山。他主要引用了《楞严经》中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来证明,同时引用盛熙明志书中的“应感祥瑞品”,并添加了明清时期的一种重要的观音示现案例,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二十九日,定海总兵蓝理在梵音洞“亲见大士现身”。 在此基础上,秦耀曾志书中更是专列“经证”一卷,“敬辑雕谈,弘宣妙谛”,从《华严经》《楞严经》《法华经》《观音三昧经》《大悲经》《悲华经》《藏教密乘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如意陀罗尼经》《十一面神咒心经》等十余部经中论述“菩萨缘起”和“菩萨神功”。如在引用的《华严经》资料中专门提到“菩萨缘起”,指出“补怛洛迦”林树蓊郁,观音菩萨在山中的金刚石上,“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度众生住此山”。 其余经论皆论观音菩萨的神圣。
普陀山之“形”与观音菩萨之“神”合一,构成了这一神圣空间。普陀山因为观音菩萨而“灵”,观音菩萨因为普陀山而“显”。到了清代,“兹山为古圣道场,瑞相神光,灵异显著” ,二者更加融为一体,这从清代诸多记载中可以看出来,如蓝理在为裘琏志书的序中说:“洛迦,海外名山也,为普门大士亲选道场。” 甘国璧在给朱谨的志书中写道:“名山大川,在处有之,或因人而传,因地而著。仙客骚人,高蹈肥遁者,指不多屈。于是乎噪名宇宙,特书国乘者往往然矣。若夫普陀,则竺乾家栖托之名山也。自佛教入中土,圆通大士以耳根法门化导兹方,遂指此山为应身说法之地。” 邵基在朱谨的志书中写道:“四明东南际大海,其灵异秀特耸峙于烟涛浩淼中者,为普陀洛迦山,即《华严经》所称补怛洛迦山,普门大士示现地也。南溟隩区,灵迹卓著。” 朱谨更是直言:“普陀因道场而显,道场不止于普陀片地,然普陀片地即已具足无边大千。” “试观今日之普陀,与佛经所说有以异乎?今日之道场,与大菩萨围绕说法时有以异乎?有谓胜会不常,法筵难再,不无今昔之殊,圣凡之别。然则现前之花果树林,泉流池沼,独非圆明境界乎?” 雍正十二年(1734)和硕果亲王允礼奉敕书《御制普陀普济寺碑文》还将普陀山与灵鹫峰、鹿野苑相提并论,认为“均为净域之名区”。“今以大海视普陀,一拳石耳。而菩萨现相之场,善众皈依之地。泛慈航于彼岸,结宝筏于迷津。证普渡之慈缘,显宏深之愿力。珠宫在望,香界重新。宁不与鹫峰、鹿苑均为净域之名区也欤!” 许琰志也云:普陀洛迦山“一名‘补陀’,《华严经》又称‘补怛洛伽山’,盖梵名也,犹华言‘小白花’云。乃善财第二十八参,观音菩萨说法处”。 秦耀曾志书更是将这一形神合一的神圣景观描绘得淋漓尽致:“自白华顶至翦鉴池诸景,大而层峦叠,小而卷石、亩塘,合之皆为普陀一山之名胜。而莲花洋以下,汪洋巨浸中,岛屿拱列,则本山眼界所及,大士灵迹之所寄遗也。” 正因其形神合一,在名称上也出现了“普陀观音”“南海观音”等称呼,如《百丈清规证义记》载:“元延祐间,高丽驸马沈王,被旨礼普陀观音。” 《盘山了宗禅师语录》载,盘山了宗在开示时,以拄杖指空中,云:“看看,南海观音菩萨来也。” 这都说明,到了清代,普陀山之“形”和观音菩萨之“神”已完全融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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