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虽有四大名山之称,但尚未稳定。从清初开始,“四大名山”之名继续流传,杜漺(1622—1685)的《湄湖吟》载:“癸丑岁,于通湾广福寺遇梵云禅师,云‘自二十岁发愿刺血写《华严经》四部,藏四大名山,已竟其二’报恩,玉林国师止之,仍刺血画佛像,甚工。乃为之偈。” 之后不久,也出现了以四大类配四大名山和四大菩萨的情况,康熙三十七年(1698),裘琏于《南海普陀山志》云:“佛经称地藏、普贤、文殊、观音诸佛道场,曰地、水、火、风为四大结聚,九华地也,峨眉火也,五台风也,普陀水也。” 其中认为这是“妄会”,不足为据。但在康熙四十年(1701),康熙皇帝还只提到了三大名山。当年的五月初三,他在《御制清凉山志序》中说:“宇内称灵山佛土最著者有三:峨眉、普陀,而五台为尤盛焉。” 其中并没有提到九华山,这说明此时四大名山还没有完全流行并固定下来。
康熙年间,蓝理于《重兴普陀法雨寺圆通殿疏》中云:“夫海内名刹,不下数百千,居一方之胜,尚能竭一方之力,以极其巍焕。况普陀为四大名山之最,大士现身说法之场,登其地,恍入方丈蓬莱,尘念顿却。” 其中提到四大名山,但只提到普陀为“最”,其余皆未提及。另王鸿绪的《潮音和尚中兴普济寺记》记载:“西方圣人之教,虽不着一切色相,而必以名山灵境、庄严象设为四众起信。皈住之因又必得真参实证,堪为人天眼目者,演法其间,斯足以震耀中土。补陀洛伽,首四大名山,为普门大士示现应迹之地,较之清凉、峨眉尤为神异。” 这里提到了四大名山中的五台、峨眉和普陀,但也没有提到九华山。清代《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之《磬山天隐修禅师》有云:“闻常多菩萨,出现于四大名山,神通广大。” 此事在《五灯全书卷》 、《续指月录》 、《续灯存稿》 、《宗统编年》中 皆有记载。
同治十年(1871)冬,戒香在《净土极信录》自序中说:“幸礼四大名山,参听开示。” 但没有说四大名山的名字。不过他的《参问息心》诗中有“周游南北与西东,参历名山古刹风”句,自注云:“甲子(同治三年,1864)冬,上北五台,经峨山归,已庚午(同治九年,1870)春矣。” 此处“峨山”,即“峨眉山”。他在《看护沉疴助终往生诀》中又云:“深愧出家年浅,学识全无,礼四山所经之地,每见各处同袍临终以及荼毗情形,多被健者存者惑以心识,而终后情迹,无异俗派,皆不相宜。” 此后,1878年,在乾陀重刊的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中,有两次出现了四大菩萨和四大名山的内容,其中的《普贤圣诞》中云:“今之奉供圣像,并依智行为定位,则先文殊而后普贤也。是故域中四大名山,第一五台,文殊居之;第二峨眉,普贤居之;第三普陀,观音居之;第四九华,地藏居之。” 扣钟偈中又云:“南无五台山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十五椎),南无峨眉山大行普贤菩萨(十六椎),南无九华山大慈地藏王菩萨(十七椎),南无普陀山大悲观世音菩萨(十八椎)。” 道昱据此认为“这四大名山的形成至今才百余年”。道昱的观点,我们基本赞同,但我们认为更准确的表述是四大名山的“完成”或“定型”至今才百余年。因为从万历时期的1603—1608年间,开始酝酿了“四大名山”,到1878年最终完成,其间经历了将近三百年。当然,如果从澄观于公元776年同时朝礼五台山和峨眉山开始算起的话,一直到四大名山的形成,其间历经大约一千一百多年。
四大佛教名山中,独普陀山位居海中,既有山岳景观,又有海洋景观,故备受青睐。虽登山需渡海,但仍受到不同阶层的推崇,从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到文人士大夫,再到黎民百姓,均有人倾仰普陀,故裘琏云:“独洛迦孤悬海外,可谓远且险矣。然历朝来,上自帝后妃主、王侯宰官,下逮善信男女、缁流羽衣,远近累累,无不函经捧香,搏颡茧足,梯山航海,云合电奔,来朝大士。” 邵基在为朱谨志书作的序中也写道:“普陀以名山净土,善信皈向,裹粮问津,扬帆径渡者,趾踵相属。” 许琰更是直接指出普陀山的殊胜,直言其为“极乐世界”:“名山道场多矣,幽远清净无如兹土为最,数十里中无居民夹杂,则色空秽远,荤酗不闻,呼啼垢谇,尘哗都绝,一也。豚豕鹅鸭,概不畜养,杀机不作,腥膻永除,二也。香客到处,乞丐必多,独此隔远绝迹,真成极乐世界,三也。”
清代朝拜普陀山的香客不再局限于浙江和南方地区,来自北方的香客也逐年增多,因此来自长江以北的香客被称为“北客”。许琰云:“香客到山,凡属北直、山西、陕西、山东、河南,自扬子江以北者,皆称‘北客’,此惟前后两寺均接,前代已然。展复来,百务草创,规制未定。康熙二十九年,镇府蓝公悯两寺殿工未成,出示将南客与房头静室通融其间,其北客立禁,永仍旧例”。
清代的感应事迹也有很多。裘琏志书卷五“灵异”中,记载有顺治、康熙年间的十余则感应事迹。如康熙三年(1664)“大士白衣,乘光而度”。 康熙二十九年(1690),定海总兵蓝理于潮音洞亲见大士现身,大士“大眉赤面,富须髯,眼露青白光,鼻准微有白点,冠金圈大火焰,衣黄黑色,阔领方袍,微似达磨状,头顶俱见,后露一手”。 他还见到一尊小佛,赤脚立大士顶上。吴门江文乐《礼普陀自叙》略云:康熙三十七年(1698)正月,南濠善士陆德敷领众裹粮南海饭僧,邀他同往。二月初十,同析弟登普陀前寺。是夜二更时目现白光。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起朝礼梵音洞,见白面大士,白面龙女执拂,逮栖壁鹦鹉,“观音青螺须髻,寿星高帽苍髯”,“仙人科头跣足,身倚碧桃。诸佛或大或小,或坐或卧,或行或立,层叠不可胜计”。德敷见到大士、韦驮、善才、龙女等。十二日又见到关圣、金面大士等。 康熙五十年(1711),知府马柱石“感大士放金色大圆光于清凉山冈”。 许琰志记载,乾隆三年(1738)法雨寺鼓楼因香灯僧不戒,毁于大火,又逢大风,将延及水月楼等,“忽现神灵示现”,“风旋向外,诸楼无恙”。
其感应事迹以灵验为显著特征,故秦耀曾云:“迹著神灵,允堪同殷膜拜;十方供养,钦瑞气之遥临;白玉庄严,仰荣光之共睹。” 这一灵验是“有感必通”,故裘琏指出:“仰见普门大慈悲,有感必通,故能使四方之人香灯礼拜,往来航海者不绝。” 此种情况在民间信仰中尤其突出,诚如法国学者谢和耐所言:“在平民中,支持一种宗教的最好的论据就是其神效。此外,如果这种宗教表现得有好处和容易实施,那么它就能赢得所有人的赞成。所以那些批评外来宗教的人考虑的也是其灵验的功效。” 亦如顾伟康所言:“人格神和神谱绝对是中国民俗佛教的中心,它成为教义的中心和依据;礼仪和戒律的根据和目的;宗教感情的源泉和归宿。经过千年流传,中国民俗佛教的神谱形成系统,并格局化为中国寺院的基本布局……对绝大多数的崇信佛教的老百姓来说,他们接受佛教的课堂是神殿而不是藏经楼;他们的宗教感情源于对佛祖的皈依而不是对教义的理解;他们的宗教知识限于神的故事而不是对经典的研读;他们的宗教实践就是有形的烧香磕头、布施持戒、礼敬三宝而不是无形的勘破一切。”
“普陀山的观音非常灵验”,其实是历史积淀的结果,也是社会渲染的结果。美国学者韩森指出:“确定哪位神祇最为灵验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 因此,应将观音菩萨之“灵验”放到社会动态发展的过程来看。唐忠毛等指出,“佛教灵验叙事建构信仰”由两大过程组成:其一,灵验通过叙事的过程在“佛教故事原型”“集体无意识”“当下的现实生活境遇”与个体之间形成共鸣,使得灵验成为一种真实的体验方式;其二,通过将久远的灵验故事与身边的事件或人物、地点形成连接,最终促使灵验叙事的在地化与落地生根。因此,“灵验叙事”不仅要建构“灵验性”,还要将虚无的、久远的灵验故事“在地化”与“落地生根”。从叙事结构的本身特点来看,它往往在虚实之间找到“落地”的可能。 因为“灵验性、地方文化传统、信仰建构方式、民间信仰精英是民间信仰的主要认同要素,灵验性与地方文化传统一般可被不同的信仰行动者所共享”。 正因为如此,观音信仰通过“灵验叙事”在普陀山实现了“在地化”和“落地生根”,并融入地方文化传统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普陀山信仰。但是,也有人对这种感应进行了反思,如朱谨说:“故凡求现得见者,大抵明察之人少,庸众之人多,以其智虑鲜也。道之流行于天地间也,大圣大贤而外,惟赤子之心与夫妇之愚庶几近之。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即其不知之顷,恰与赤子之心同其浑穆。” 他认为希望求见菩萨的人并非“明察之人”,而是“庸众之人”。
清代普陀山的主要寺院,除普济寺和法雨寺外,还有新崛起的慧济寺。慧济寺位于佛顶山。因上山的路“樵蹊陡峻,有碍脚跟”,光绪三十年(1904),在慧济寺住持文正和监院庆祥的倡导下,定海的韩之鹏、徐陈氏等善信捐银币二千九百余元修建了一条香道,“砌石累级,旁扶铁栏,举趾者始无缘木扳萝之苦”。此香道“高长二百余丈”,其间有亭,额曰“香云”,因以名路,故此香道云“香云路”。香云路上有“半路亭”,为嘉庆、道光年间的僧人顶顺所建。文质曾写有《造铁栏杆碑记》,记载了香云路建设的具体情况:
圆通大士誓愿宏深,法界有情等蒙摄受。一切处普门示现,真智无方;东南海补怛名山,应迹有在。无方故逐形随类,施同体之慈悲;有在故航海梯山,报罔极之恩德。由是历朝钦敬,举世尊崇。无非欲祝同康以翼郅治,消灾厉以福黎元。因兹三寺鼎立,众庵棋布。各宏祖道,共阐佛心。惟慧济一寺,基踞山巅,名曰“佛顶”。纡屈数里,路由顽石以砌地;盘桓千仞,人若历梯而登天。每至香期,来往绎络。足履滑石,甚属危险。前住持文正,募诸檀信,铺以石条;即彼险道,变作康庄。虽仍巍巍陡峻,而复步步坦平。但以旁无遮护,回避犹觉惴惴。大护法大椿祝公,宿植德本,笃信佛乘。秉居廛为政之权,行即俗修真之道。适来进香,睹此景象,遂发大心,遍竖铁栏;普令来者登圆通场,行安稳道。得大无畏,不劳每步看脚下;获大总持,了知佛阶在个中。由金绳路,逢左右源。自下地宛转扶掖,一直至山穷水尽。从兹入于佛慧,亲见观音。如斯功德,直与普门施无畏力,同体相用。当必由斯顿超十地,圆满三觉。岂止身心安泰,吉祥萃于厥躬;瓜瓞绵延,余庆覃于后裔而已哉?
据文质所载,旧路以顽石砌地,每至香期,香客足履滑石,甚属危险。后住持文正募款修路,将顽石更换为条石,遂步步坦平,可惜路旁没有遮护。祝大椿上山进香时看到此种景象,“遂发大心,遍竖铁栏;普令来者登圆通场,行安稳道。得大无畏,不劳每步看脚下;获大总持,了知佛阶在个中”,使香道建设更加完善。
普陀山香汛开始于明代。民间认为农历二月十九是观音菩萨的诞辰,六月十九是观音菩萨成道日,九月十九是观音菩萨出家日,三个时间分别在春天、夏天、秋天。与此相应,一年之中,有春、夏、秋三个朝拜普陀观音的汛期。盛况最大的是春汛,而夏、秋两汛与春汛不可比。清代以后,普陀山的香汛已成为约定俗成的重要节日,并稳定延续。如清中期周庄方志《贞丰拟乘》有一段文字记载甚详:“此间男女最崇香信,远则越海而至普陀,不避风波之险。外此如武当、三茅、九华、天竺等处,亦岁必至焉。若虎丘、元墓,附近名山,不过资游览计耳。再或村姑里老,无力出乡,仅在马现庄、落霞浦野庙中,和南膜拜,作竟日之游,亦以为了却一年心事也。” 由此可见,朝山进香成为当地人必当了却的“一年心事”。张伟然指出,根据其经济状况,进香目标明显分化为三个空间层级:居于顶端的是南海普陀,以及杭州天竺等地;其次则是苏州虎丘、玄墓等近距离名山;层次最低的是附近一些所谓“野庙”。总之,“岁必至焉”,否则这个以年为时间周期的生命段落中便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支点。 可见,南海普陀在所有观音道场中地位最为重要。
普陀山孤悬海中,其香汛受到地理、交通等区位限制,只能通过轮船登岛。进香线路以杭州湾为主,北边的长江口、南边的温州、台州均有出海口。张伟然曾考证出四条线路:
第一条,取道大运河从杭州下海。“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苏松各地结伴进香普陀者,路过杭州,渡钱塘江,中流遭风,一舟六十余人皆溺”。 这些香客来自“苏松各地”,可见该线路对于太湖流域也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条,从杭州湾北岸及长江口下海。清中叶苏、松进香普陀有不少人取道杭州,但松江以东地区则有不少人就近出海。乾隆《金山县志》著录当地海口要道,其一为裴家巷,谓“正月初,乡民往普陀进香,悉于此出口焉” ,由此径达普陀显然比经由杭州近便许多。光绪《川沙厅志》也记载,清初“里中陶氏子乘海舶进香普陀,遇飓风昼夜不息,舟人惶惧,随风漂至一岛” ,可见有从长江口出海至普陀的航路。
第三条,从杭州湾南岸下海。从杭州湾南岸出海至普陀,最近便的当然是镇海。不仅当地香客,也有一些内地香客来此出海。乾隆二十七年(1762)就有河南商丘的进香者二十余人取道镇海。 但最大的港口,无疑是宁波。1886年《申报》上一则《甬事汇纪》称:“宁人素以佞佛为事。日来江东等处乡船咸往普陀山进香,经过城外,络绎如梭。”
第四条,从温州、台州下海。此地往普陀进香的风俗也相当发达,又与江南地域邻接,未便置之不理。传统史料中对此缺乏记载。1897年《申报》有一则关于温州的报道称:“普陀进香,脍炙人口,香船驶往,历届均有常期。今年筮吉于本月初四日辰刻开行。佞佛者流咸于初三日早,手爇心香一瓣,由北门出城。善男信女,以数百计。” 从所谓“历届均有常期”,可知这一习俗由来已久。到1905年,还出现了“近来台、温二郡香客,咸绕道甬郡,以便赴普陀进香”的局面。 1906年,有报道称:“温郡每值春初,有等佞佛者流,雇船赴普陀山进香。” 而其以南的台州,从1897年就开通了与宁波之间经停镇海、定海、普陀的轮船 ,该地前往普陀进香较之温州更为便捷。可知上引1905年《申报》报道称台温香客取道宁波前往普陀进香确实属于“绕道”。
清末民初,由于新的交通工具的发展,进香道路更趋繁忙。如1912年《申报》的广告指出:“近年虽世界开通,文明渐进,而每年春季,朝山进香之船,衔尾于苏浙之河,帆影相接。六月中航海赴普陀者,往返如梭,可谓盛矣。” 这无疑反映了观音香汛发展的总体趋势。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近代交通方式的改进。轮船、火车等新型交通工具的使用,使朝山进香活动更为便捷。据《申报》广告,光绪元年(1875)六月大有公司开通了上海至宁波的航线,每周三班,中间停靠普陀 ;旋即,旗昌洋行也开通了上海至宁波、普陀山的航线。 总之,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清代的进香线路和交通工具日趋呈现多样化,这都推动了普陀香汛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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