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新学、苏学、理学都颇为尊崇孟子,诸派接受子思、孟子的连缀是很自然的。但是,在一些排佛的古文运动参与者那里,因为道德性命之学和佛学的关联性,他们不少人都通过非孟、疑孟来抵制孟子,这在第二章中已经论述过。欧阳修也抵制道德性命之学,他虽然没有非孟,但却既判定《系辞》乃至《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 ,又认为《中庸》之说“有异乎圣人” ,而他之所以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也是因为孟子之“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而已。 然而,道德性命之学的流行和《中庸》的风靡乃是当时思想界无法逆转的大趋向,欧阳修怀疑《中庸》,苏轼也在其《中庸论》中说“《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 ,其后便极少有人再怀疑《中庸》的权威性,像南宋王十朋那样详细罗列欧阳修、苏轼的质疑而策问士子 ,像林光朝那样怀疑董仲舒才是《中庸》的作者 ,其实也都不是要对《中庸》文本及其思想内容提出批评。而像叶适那样怀疑《中庸》“不专出子思”,从而认为“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 应该也就仅此一例而已。
不过,《中庸》虽然逐渐拥有了核心经典的地位,但还并不意味着士人喜好《中庸》就一定会推崇《孟子》。《孟子》在道德性命之学上受到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庸》而起,所以在当时的一些学者看来,《孟子》是不及《中庸》重要的。如契嵩《中庸解》虽然屡引《孟子》以解《中庸》,但文末却说:“曰:‘孟轲学于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 张方平《中庸论》也说:“孟、荀、扬三子善恶之论,则其于中庸之教异矣。”因为“三子之言性,一人之性也。中庸之为道,天下之化也”。
在这一点上,最为典型的例子应该就是司马光和苏氏兄弟了。第三章曾谈到,司马光虽然撰《中庸广义》《大学广义》,积极和学友探讨道德性命之学,但这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思想方式,他解《中庸》都不时会遇到“不晓处”、“有疑”处 ,由此,他著《疑孟》也就并不奇怪了。二苏和司马光一样,也对道德性命之学比较犹疑,他们在对待《中庸》和孟子的态度上表现出了很大的相似性。苏轼有《中庸论》上中下三篇,可见是在《中庸》上花了不少精力的,但他却在开篇即表明态度说:“《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 其视《中庸》如此,其对孟子的态度也就比较保守。而他在《子思论》中说,“子思论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论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即一面肯定子思,一面否认孟子能够继承子思,全文并大力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甚至认为孟、荀、扬人性论之争是“起于孟子”。 后来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南宋余允文《尊孟辨》,便都将苏轼也归入疑孟、非孟之列。上文谈到,苏辙是肯定子思、孟子连缀一起的,其《古史·曾参传》甚至还承认了曾子、子思、孟子的连续性师承关系,但是,他在《古史·孙卿传》的赞语中却表达了和苏轼大致相同的态度。他本来是以自己的性无善恶论来批判荀子的性恶论,但他却在其中说“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圣人之言性,止于是而已矣。孟子学于子思,得其说,而渐失之,则指善以为性。至于孙卿,自任而好异,因孟子而反之,则曰‘人性恶’” 。他对孟子的否定程度虽然不及苏轼,但还是认为孟子没能完全继承子思的思想。
三、曾子的缺位
由上可见,此间重视《中庸》的学者,虽然大多都会连缀子思、孟子,但契嵩、张方平、二苏等人却并不认为孟子完全继承了子思,司马光甚至还极力非孟。而另一方面,那些愿意连缀子思、孟子的士人也大都将子思之学直接孔子,并不太注意曾子在孔子、子思之间的连接作用。陈襄《礼记讲义·中庸》曾说:“《中庸》者,治性之书,孔子之孙子思之所述也。自孔子没,性命之书无传,虽其说间见于六经,然词约义微,学者难晓。故子思传其学于曾子,其间多引孔子之言,则是书祖述圣人,理性之学最为详备。使学者求之,足以知道德诚明之本焉。” 陈襄可能是宋代较早承认曾子、子思之间存在师承关系的一人,但他并没有下及孟子,尽管他在《讲义》中屡屡引用《孟子》来进行阐释,可见他承认曾子、子思的师承关系只是为了更好地证明子思的《中庸》“祖述圣人”而已。苏辙本来也已经承认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间的师承连续性,但他又认为孟子未能完全继承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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