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祖禹《帝学》载:“(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帝宴饯侍讲学士邢昺于龙图阁,上挂《礼记·中庸篇》图,昺指‘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之语,因讲述大义,序修身尊贤之理,皆有伦贯。坐者耸听,帝甚嘉纳之。” 似乎龙图阁所悬挂的就是《礼记·中庸》图。不过,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事也有记载,云:“昺视壁间《尚书》《礼记》图,指《中庸篇》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上甚嘉纳之。” 可见龙图阁所悬挂的实际上是《礼记》图,《中庸》图只是其中之一。很显然,邢昺之时的《中庸》并没有脱离《礼记》而获得独立成篇的地位,而到范祖禹撰作《帝学》时,大概因为《中庸》早已流行于士人之间,故而将当时邢昺实际上是从《礼记》图中单独挑出《中庸》图的大背景模糊掉了。并且,当时邢昺对《中庸》的认识也还局限于《中庸》在“外王”、治道上的贡献,这虽然仍然是此后《中庸》长期受到君主和士人重视的原因,但《中庸》在道德性命之学上的巨大诠释潜能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士人注意。余英时先生经过繁密的考证工作,认为北宋儒门开始重视《中庸》,是宋真宗、仁宗之际由那些好禅的试官通过贡举制度而带回儒门的。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四月二十一日,“赐新及第进士《中庸》一篇”,天圣八年四月四日,又“赐新及第进士《大学》一篇。自后与《中庸》间赐,著为例”。 而《中庸》一旦回流儒门之后,很快便风靡于士人之间。我们从今存宋人文字中仍然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从北宋中前期开始,很多比较重要的士人都解说过《中庸》。据顾宏义先生《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一书的考证和统计,宋代《中庸》类的著述多达一百零八种,另外还有《学庸》类三十种、《四书》类八十一种,该书还补充说:“因年久散佚、记载有阙等原因,宋人有关《四书》著作的实际种数当不止此数。此外,上述数字也不包括宋人一些零篇单条的有关论述。” 王晓薇教授则统计出一百三十六种之多,其中除了赵秉文、李纯甫等极少数金朝学者的作品外,绝大多数都是宋人所作。 并且,我们仍然可以断言,这个统计一定是不完整的。
孟子本出子思之门,二者思想之间必定具有相当的承续性,而《中庸》和《孟子》这两个文本之间也确实存在很多思想上的共性,有颇多可以互相发明之处。早在古文运动兴起之前,唐代梁肃就已称道某人“乃训《孟子》,择乎《中庸》” ,李翱《复性书》也大量引用《孟子》与《中庸》进行互释,契嵩《中庸解》五篇也非常注意凭借儒门内部的言说,而《孟子》则是他最为倚仗的儒家思想资源, 可见《中庸》和《孟子》在道德性命之学上的诠释关联性是很容易引人注意的。而随着宋代道德性命之学的流行和《中庸》的风靡,《孟子》在道德性命之学上的巨大诠释潜能也很快被发掘出来,这在第二章中就已经谈到过。契嵩就多处引用《孟子》以沟通儒佛并进而阐发性命之学,如他在《原教》中说:“孟子谓:‘好善优于天下。’又谓:‘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以其善类,固类于佛,苟其不死,见乎吾道之传,是必泯然从而推之。”
由此,伴随着五贤道统系谱逐渐走向瓦解,一些注重道德性命之学而选择保留孟子的学者,便开始在孟子之前叠加子思。契嵩就曾说:“颜子、孟轲、子思、扬雄皆相望而晦明于后世也。” 陈舜俞也说:“孔子、颜回、子思、孟轲,生为匹夫,未尝得百里之民而君长之,高谈而死。然而后世之人怀其风烈,犹曰二帝三王之君臣不若也。” 刘敞亦有言云:“惟仁人能知圣人,子思、孟轲之谓也。” 到北宋中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王安石便说:“仲尼,圣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学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轲,孟轲,学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载于《论语》。子思、孟轲之说,著于《中庸》而明于七篇。” 王安石弟子陈祥道也在其《论语全解序》中说:“《论语》之后,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尤得其详。” 蜀党吕陶的《有性可以为德论》也说“自孔子、子思、孟轲、荀卿、扬雄、韩愈皆为之说(人性论),学者尝闻之矣”,但他认为“舍孔子、子思、孟轲之论,亦莫之从矣”。 苏辙也说:“孟子学于子思。……凡孟子之说,皆所以贯通于子思而已。” 他还在其《古史·曾参传》结尾处夸赞说,“孔子之孙子思学于曾子,而孟子学于子思。二子之立志行义,大放曾子,数称其言云” ,甚至已经开始注意曾子了。苏轼也曾说:“孔子,子思之所从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 其弟子张耒也曾说过“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轲之徒”一类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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