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嵩认为,“儒者,圣人之治世者也;佛者,圣人之治出世者也” 。儒家更适合“治世”,而佛教的长处则在于“治心”。那么,为何要“治心”呢?因为“存心于贤而贤至,存心于不肖而不肖来,存心于亲则其子孝,存心于学则其徒劝” 。不过,这还不是“治心”最重要的目的,契嵩《论原·治心》云:
问曰:“子默默必何为耶?”应曰:“无为也,吾治其心耳。”曰:“治心何为乎?”曰:“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为乎?”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纷,不治则汩理而役物。物胜理,则人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气次也。气乘心,心乘气,故心动而气以之趋。今淫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治心之过也。”曰:“心则我知之矣,理则若未之达焉。子思之言与子之言同之欤?”曰:“同。”
在契嵩看来,“治心”是为了“全理”,而“全理”的目的就在于“正人道”,因为“心即理也”,而造成万物的“气”与“心”是互相凭借、互相支持的,如果不“治心”,导致“物胜理”,那么人道就会陷入混乱。“治心”“全理”“心即理”“气”等这些命题和范畴,正是后来的理学非常重视的。关于“理”,契嵩认为“子思之言”,也就是《中庸》所阐发的道理,与佛理是相通的。不过,最根本的,在如何“治心”这一点上,契嵩说:“必欲求之,子当探吾所为之内书者。” 这即是说欲知如何“治心”,还须从佛学中寻求思想资源,尤其是契嵩自己“所为之内书”。契嵩以佛学为根底,在借助儒家经典以阐发性命之理上下了很多力气。契嵩《辅教编》《原教》《广原教》《中庸解》《性德》《存心》《善恶》《性情》等书文都论及心、性、情等关键命题,其性命之学颇成体系。
在契嵩之前,僧人和好佛的士大夫并非不重视性命阐释。以性命之学的主要儒家经典《中庸》的流传为例来透视,智圆自号“中庸子”,乃“首树《中庸》之帜者”,而“真、仁两朝之际,知贡举的士大夫中早已有人在提倡《中庸》了”。 不过,不管是积极参与古文运动的智圆,还是与古文运动站在对立面的这些好佛的士大夫,都还没有着力阐发性命之学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思潮,更没有积极向参与儒学复兴运动的士人推广性命之学。而契嵩以性命之学接引士大夫,不仅阻遏了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而且开启了士人谈禅的风气。心性“谈辩境域”的形成,最终促成了连接“内圣”和“外王”两个领域的新儒学理论在北宋中期的兴起。
契嵩对古文运动排佛攻势的阻遏是比较有效的,朱熹曾总结说:“本朝欧阳公排佛,就礼法上论,二程就理上论。” 此即宋儒排佛“外在批判”和“内在批判”两个阶段的划分, 而契嵩以开发性命之学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正是两个排佛阶段转承的关节点。
二、契嵩非韩的原因
韩愈乃当时文宗,他提倡古文,高唱儒道,排斥佛、老,提出道统之说,对于当时和后世都有巨大的影响。韩愈揭发儒家道统论,对自己也期许甚高,他在《原道》中开出其心目中的儒家道统系谱,认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又说“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已隐然以自己接续孟子。 他也曾明确宣称:“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也。若不胜,则无以为道。” 而其《与孟尚书书》对自己彰明儒道之志说得最为明白:“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韩愈以自己承递道统之意表露无遗。
此后,韩愈也确实很快就被列入儒家道统系谱,成为孟、荀、扬、王、韩五贤中地位最为稳固的人物之一,这在前章中已经详细述及。不仅如此,随着古文运动的发展,韩愈的地位甚至一度有超越孟子之势。
韩愈在世时,不少门人就已对他推崇备至。李翱即曾对人说:“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词与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 张籍也推崇韩愈“文章与孟子、扬雄相若” ,林简言上韩愈书也说:“去夫子千有余载,孟轲、扬雄死,今得圣人之旨,能传说圣人之道,阁下耳。今人睎阁下之门,孟轲、扬雄之门也。” 赵德序《昌黎文录》亦云:“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固已不杂。” 而韩愈方殁,李翱就在祭悼韩愈的文字中称许韩愈使“六经之风,绝而复新” ,事实上韩愈终身也没有多少讨论经学的文字,仅仅一部《论语笔解》,还存在诸多疑问。 韩愈的另一位门人皇甫湜则更在《韩文公墓志铭》中进一步推崇韩愈:“姬氏以来,一人而已矣” ,评价极高。
唐末,皮日休在其《原化》中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之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 即将韩愈比作孟子。皮日休不仅恳请列《孟子》为学科 ,更建议以韩愈配享孔子 。皮日休建议韩愈而不是孟子进入孔庙配享,则韩、孟二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轻重已经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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