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嵩为了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首先以性命之学接引士大夫,大力开发“内圣”领域,从思想整体上证明佛教存在的合理性。除此之外,契嵩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策略,就是极力攻击韩愈。契嵩非常清楚,韩愈不仅是古文运动排佛思潮的思想标杆,而且事实上还是五贤道统系谱的重心人物。契嵩作《非韩》三十篇三万余言以攻韩愈,直接导致了韩愈地位的急剧跌落,韩愈最终被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逐渐被士人排除在儒家道统系谱之外。契嵩在非韩的同时,也批评荀子和扬雄,却又赞赏孟子和王通。契嵩非韩,是“五贤”这一本来就并不稳固的道统系谱开始面临争论和解体的导火索。
一、契嵩以性命之学阻遏排佛攻势
契嵩是北宋仁宗和英宗时期的著名僧人,对于宋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转变颇有影响。契嵩深谙古文运动的思想取向,并熟悉其最新进展,他在石介等人排佛最为激烈的时期出面迎战,不仅遏制了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而且以性命之学接引士大夫,开启了士人谈禅的风气。
中古以来以至于唐代前期的知识界,普遍存在着“外儒内佛”或“外儒内道”的“二元世界观”。这一时段,并非没有排斥佛教或道家的言行,但都是在“二元世界观”的结构之内,排佛者多奉道,而抑道者多崇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韩愈因为坚持“儒家中心主义”而排斥佛、老便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这预示着“儒家一元化世界观”开始流行。
在二元化世界观的思想结构中,人的“内在”领域主要是以佛教、道教、原始道家等为思想资源的,然而,在世界观儒家一元化之后,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士人对“内在”领域关注的缺失。儒家文献中不能说没有关注“内在”领域的思想资源,但是受重视的程度明显不够,相反,佛、道二家,尤其是佛教,其关注的领域却正在于此,解决人的“内在”问题正是其长处所在,而这本身就是佛、道进占“内在”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前引刘禹锡所说:“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浸息;佛以大慈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
入宋以后,这一现象继续存在,柳开、种放、穆修、孙何等古文运动参与者,仍然大都不太注意内在领域的问题,他们最为关心的,还是如何“回向三代”的现实政治问题,即如何以儒家教化为根本来整顿人间秩序。仁宗初年,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以“庆历新政”为标志,儒学复兴运动的政治和社会主张开始走向实践。但是,在内在领域的理论建构方面,儒家学说却始终没有什么改观,甚至还不及中唐时期。宋初古文运动的参与者,大多熟读韩愈、李翱、皇甫湜等人,但是关于几人讨论心、性、命等内在问题的文字,宋初诸人却鲜有提及。宋初古文运动这种仅重“外王”一面而忽略“内圣”一面的现象,显然未能改变儒学在内在领域影响上的劣势,而这也恰好成为契嵩等人阻遏古文运动排佛攻势的关键切口。
“三教一贯”说在入宋以后越来越盛行,而且得到皇帝首肯,宋真宗即作《释氏论》,“以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惑则正矣,不妄则信矣,不醉则庄矣” 。在佛教中,“三教一贯”说也被广泛接受,智圆即反复说佛教与儒家在训民治世上“共为表里”,并希望后人读了他的《闲居编》后能“知三教之同归”,只不过三教各有分工,他说:“域内则治乎身矣,谓之外教也;域外则治于心矣,谓之内教也。”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论调,但是,智圆在“三教一贯”说的风气之下重新强调佛教为“内教”而具有“治心”的功能,却为佛教回应排佛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可能性。既然“儒佛一贯”,本同而末异,而佛教治理内在领域,儒家处理人间秩序,如果以“内圣外王”为预设,将佛教擅长的内在领域视为根本,而儒学擅长的“外王”领域不过是“内圣”的外延,这就可以对抗儒家中心主义和儒家一元化世界观,从而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思潮,这就更加可以确保佛教存在的正当性。契嵩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一个主要的策略,便是循着这一思路大力提倡性命之学,大力开发“内圣”领域。
契嵩也秉持“三教一贯”说,尝云:“圣人为教不同,而同于为善也。” 在此基础上,契嵩也主张三教应该有所分工,分别发挥其长处,其《寂子解》阐述说:
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于事,不接于事则善善恶恶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于事,宜接于事则赏善罚恶之礼不可不举也。其心既治,谓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则与夫礼义所导而至之者不亦会乎?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心也者彻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闻见,故语神明者必谕以出世。今牵于世而议其出世也,是亦不思之甚也。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
契嵩认为,“儒者,圣人之治世者也;佛者,圣人之治出世者也” 。儒家更适合“治世”,而佛教的长处则在于“治心”。那么,为何要“治心”呢?因为“存心于贤而贤至,存心于不肖而不肖来,存心于亲则其子孝,存心于学则其徒劝” 。不过,这还不是“治心”最重要的目的,契嵩《论原·治心》云:
问曰:“子默默必何为耶?”应曰:“无为也,吾治其心耳。”曰:“治心何为乎?”曰:“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为乎?”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纷,不治则汩理而役物。物胜理,则人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气次也。气乘心,心乘气,故心动而气以之趋。今淫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治心之过也。”曰:“心则我知之矣,理则若未之达焉。子思之言与子之言同之欤?”曰:“同。”
在契嵩看来,“治心”是为了“全理”,而“全理”的目的就在于“正人道”,因为“心即理也”,而造成万物的“气”与“心”是互相凭借、互相支持的,如果不“治心”,导致“物胜理”,那么人道就会陷入混乱。“治心”“全理”“心即理”“气”等这些命题和范畴,正是后来的理学非常重视的。关于“理”,契嵩认为“子思之言”,也就是《中庸》所阐发的道理,与佛理是相通的。不过,最根本的,在如何“治心”这一点上,契嵩说:“必欲求之,子当探吾所为之内书者。” 这即是说欲知如何“治心”,还须从佛学中寻求思想资源,尤其是契嵩自己“所为之内书”。契嵩以佛学为根底,在借助儒家经典以阐发性命之理上下了很多力气。契嵩《辅教编》《原教》《广原教》《中庸解》《性德》《存心》《善恶》《性情》等书文都论及心、性、情等关键命题,其性命之学颇成体系。
在契嵩之前,僧人和好佛的士大夫并非不重视性命阐释。以性命之学的主要儒家经典《中庸》的流传为例来透视,智圆自号“中庸子”,乃“首树《中庸》之帜者”,而“真、仁两朝之际,知贡举的士大夫中早已有人在提倡《中庸》了”。 不过,不管是积极参与古文运动的智圆,还是与古文运动站在对立面的这些好佛的士大夫,都还没有着力阐发性命之学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思潮,更没有积极向参与儒学复兴运动的士人推广性命之学。而契嵩以性命之学接引士大夫,不仅阻遏了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而且开启了士人谈禅的风气。心性“谈辩境域”的形成,最终促成了连接“内圣”和“外王”两个领域的新儒学理论在北宋中期的兴起。
契嵩对古文运动排佛攻势的阻遏是比较有效的,朱熹曾总结说:“本朝欧阳公排佛,就礼法上论,二程就理上论。” 此即宋儒排佛“外在批判”和“内在批判”两个阶段的划分, 而契嵩以开发性命之学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正是两个排佛阶段转承的关节点。
二、契嵩非韩的原因
韩愈乃当时文宗,他提倡古文,高唱儒道,排斥佛、老,提出道统之说,对于当时和后世都有巨大的影响。韩愈揭发儒家道统论,对自己也期许甚高,他在《原道》中开出其心目中的儒家道统系谱,认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又说“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已隐然以自己接续孟子。 他也曾明确宣称:“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也。若不胜,则无以为道。” 而其《与孟尚书书》对自己彰明儒道之志说得最为明白:“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韩愈以自己承递道统之意表露无遗。
此后,韩愈也确实很快就被列入儒家道统系谱,成为孟、荀、扬、王、韩五贤中地位最为稳固的人物之一,这在前章中已经详细述及。不仅如此,随着古文运动的发展,韩愈的地位甚至一度有超越孟子之势。
韩愈在世时,不少门人就已对他推崇备至。李翱即曾对人说:“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词与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 张籍也推崇韩愈“文章与孟子、扬雄相若” ,林简言上韩愈书也说:“去夫子千有余载,孟轲、扬雄死,今得圣人之旨,能传说圣人之道,阁下耳。今人睎阁下之门,孟轲、扬雄之门也。” 赵德序《昌黎文录》亦云:“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固已不杂。” 而韩愈方殁,李翱就在祭悼韩愈的文字中称许韩愈使“六经之风,绝而复新” ,事实上韩愈终身也没有多少讨论经学的文字,仅仅一部《论语笔解》,还存在诸多疑问。 韩愈的另一位门人皇甫湜则更在《韩文公墓志铭》中进一步推崇韩愈:“姬氏以来,一人而已矣” ,评价极高。
唐末,皮日休在其《原化》中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之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 即将韩愈比作孟子。皮日休不仅恳请列《孟子》为学科 ,更建议以韩愈配享孔子 。皮日休建议韩愈而不是孟子进入孔庙配享,则韩、孟二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轻重已经不言自明。
其后,韩愈的地位继续走高。唐末五代的牛希济在其《文章论》中极力推尊韩愈,说:“古人之道,殆以中绝,赖韩吏部独正之于千载之下,使圣人之旨复新。” 宋初,孙冲也说:“韩愈奋不逐时俗,分甘穷达,而至死不渝,故其〇于孔子之〇如荀、孟者无惭色焉。” 这尚只是认为韩愈不下于孟子,而柳开序韩愈文集则非常明确地断定韩愈是五贤中最为卓越的一个,甚至超越孟子,他写道:“先生于时作文章,讽诵规戒,答论问说,淳然一归于夫子之旨而言之,过于孟子与扬子云远矣。” 其后石介也有类似的说法,他在读《原道》时感慨说:“大道破散消亡,睢盱然惟杨、庄之归,而佛、老之从。吏部此时能言之为难,推明《洪范》《周礼》《春秋》《孟子》之书则深,惟箕子、周公、孔子、孟轲之功,则吏部不为少矣。余不敢厕吏部于二大圣人之间,若箕子、孟轲,则余不敢后吏部。” 在石介看来,周公、孔子之时,王道尚在,而孟子去孔子也不算远,但韩愈则是在千载之后、儒道极弊之时复振儒道,其艰难的程度和功绩都不在孟子之下,所以他认为虽然不能将韩愈与周公、孔子这两个儒家最重要的人物相提并论,但韩愈的地位至少不下于箕子、孟子。在《尊韩》一文中,石介则更为明确地说:“噫!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而卓。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 这就非常明确地断定韩愈比孟子、荀子、扬雄、王通等人更为卓越,甚至隐约断定韩愈的地位仅次于孔子。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也推尊韩愈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 但他对孟子却并没有多少兴趣。
刘咸炘先生说宋初“诸人虽高谈孔、孟,而实承韩氏” ,黄进兴先生也认为“宋初因‘尊韩’,所以‘尊孟’” ,即孟子之尊崇本缘韩愈而起,而直接影响宋初古文运动的并不是孟子而是韩愈,韩愈的影响力在这段时期实际上还要超过孟子,所以才会出现刘咸炘先生所观察的诸人“似专尊孟而实不然”“诸人之于孟子之旨,固多不明”的情况 。非常明确的是,实际上韩愈才是五贤道统系谱的重心人物,而孟子等人则更多的是连接韩愈和孔子的历史中介。
五贤道统系谱的一条重要组成线索就是排辟异端,而韩愈极力排佛,既是宋初古文运动排佛的重要思想动因,也是韩愈地位不断拔高的重要原因。五贤之中,只有王通和韩愈身在佛教流行于中国之后,然而王通不排佛教,甚至主张三教合一,而偶尔进入儒家道统系谱的古文运动另一文宗柳宗元则是佛教的支持者,唯独韩愈极力排佛。在契嵩成名之前,韩愈早已成为士人排佛的思想标杆。契嵩要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那么拔掉韩愈这个排佛的思想标杆,无疑是最为直接而有效的策略。契嵩《非韩》三十篇三万余言,专门系统地攻击韩愈,当是为此而作。
三、契嵩非韩的内容
《非韩》三十篇论及韩愈《原道》《原性》《原人》等最具思想性的文字,亦论及韩愈之人品、性格和行事风格,其中对于《原道》一篇议论最多,独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很显然,这与韩愈《原道》排佛老、倡儒道、列道统有关,而韩愈最受后人重视的一篇文字,也正是《原道》。综观《非韩》三十篇,契嵩所论固然有因门户之见而刻意批评韩愈之处,但有一些议论也确实指到了韩愈的要害。《非韩》辩论颇多,这里无法一一解析,也无此必要,此处仅述契嵩非韩影响最大的几个要点。
1. 批评韩愈自荐求仕
从人物的道德品格上进行攻击是一个常用且相当有效的批评策略,契嵩非韩也采用了这一策略,而其具体攻击点则落在了韩愈自荐求仕这一点上。契嵩对于韩愈自荐求仕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非韩》第八篇,该篇云:“韩子以三书自荐,求用于宰相,吾读之未始不为叹息。世谓韩子若继圣之贤之出也,余谓圣贤进退语默动有师法,不宜与常士相浮沉也。”而《非韩》第八全篇,即专力批评韩愈不甘淡泊,竟然上书自荐求仕。契嵩反复引用经典,尤其引用孟子“所就三,所去三”之说(《孟子·告子下》),以证明韩愈不当自荐求进,其篇末又云:
或曰:韩子之时,其取士之道异乎古也,韩子盖因其时而为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后用,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韩子尚以周公之道而责其时之宰相,当是何不念今之时与古异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岂谋身即谓随时,而责人即谓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为意耶?
此同杨时与弟子的一段对话有些相似:
或曰:“居今之世,出处去就不必一一中节,欲其一一中节,则道不得行矣。”杨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宁道之不行,而不轻其去就;是以孔孟虽在春秋战国之时,而进必以正,以至终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当先为之矣。孔孟岂不欲道之行哉?”
两处“或曰”之意几乎完全相同,都是说如果必须“守古道”“一一中节”才可以出仕,那么可能很难有机会行道。
契嵩的思路与杨时固然有所差别,但是却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入宋以来愈行愈烈的士人以道自守、慎重进退的思想取向,而韩愈上书求进,无疑与宋代士人的思想取向不合,契嵩以此指责韩愈行事不合于礼、不合于道,很有说服力。其实若以时代语境而论,唐代士风和宋代士风差异颇大,以急于求仕指责韩愈未免过苛。然而,韩愈既然立身行事与宋代士风相差甚远,那么在宋人看来,韩愈就不免有未能以身行道之嫌,这可以说是抓住了韩愈的要害之一,影响也很是广远(详见下章)。后来,朱熹还常说韩愈“平日只以做文吟诗,饮酒博戏为事” ,这虽然和契嵩说韩愈急于自售不同,但其批评韩愈不能以身行道则与契嵩相同。
2. 否定韩愈的儒道阐释
汤用彤先生评价韩愈说:“韩文公虽代表一时反佛之潮流,而以其纯为文人,率乏理论上之建设,不能推陈出新,取佛教势力而代之也,此则其不逮宋儒远矣。” 认为韩愈“纯为文人”,盖是后起之见,不过韩愈好于为文,缺乏理论深度,更没有多少“理论建设”确是事实。综观韩愈的文字,其思想系统性不强,学理性的阐释也不多见,其《原道》开篇“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一段,可以视作韩愈对儒道的基础性阐释。然而,契嵩《非韩》第一全面批驳《原道》,尤其于开篇一段就对韩愈的儒道阐释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批驳。
契嵩在《非韩》第一开篇用了很多笔墨来批评韩愈《原道》对仁义道德的阐释,他说:“夫道、德、仁、义四者,乃圣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后次第有义有理,安可改易?虽道德之小者,如道谓才艺,德谓行善,亦道德处其先。彼曰仁义之道者,彼且散说,取其语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连出而道德处其后也。”他接着又引用了很多经典来证明自己的看法,又说:“道德仁义相因而有之,其本末义理如此。圣人为经,定其先后,盖存其大义耳。今韩子戾经,先仁义而后道德,臆说比大开通得理,不乃颠倒僻纡无谓邪?”为了证明韩愈对仁义道德的阐释不准确,韩愈先仁义而后道德不合于经典,契嵩列举了很多证据。
重要的是,既然韩愈对儒道的阐释“颠倒僻纡无谓”,那么他就没有见得儒道真谛,如此,则以韩愈承递道统就显得不太合适。后来,程颐也批评说:“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 二程因而认为“韩子之学华,华则涉道浅” ,即断定韩愈并未真的见道。而开启否定韩愈知道这个肇端的,正是契嵩。
3. 反对韩愈性三品说
韩愈在《原性》中主张性三品说,这在唐代和北宋前期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原性》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与下品“不移”,而中品可上可下,并说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和扬雄性善恶混论都是“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 契嵩主张的是人性相同、性内情外、性静情动的性无善恶论,与性三品说极为扞格,他也在《非韩》第三中专力批驳了韩愈《原性》的性三品说。
性三品说的一个主要经典根据,是孔子“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一语(《论语·阳货》),契嵩评论:“夫孔子所谓‘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盖言人之有才智与聪明及愚冥而无识耳,非言性也。夫智之与愚,乃其性通塞之势耳,非性命之本末。”即认为孔子此语是在谈论人的聪慧程度,不是议论人性。而人的聪明与愚昧,乃是性之“通塞”所致,并非人性本身的分别。契嵩又引《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易》“利贞者,性情也”诸语,证明性内情外、性静情动、人性相同,认为人性并没有所谓三品之分。此外,契嵩对《原性》以仁义礼智信为性、以喜怒哀惧爱恶欲为情也进行了细致的批评。
随着道德性命之学逐渐兴起,人性论成为士人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自宋仁宗时期起,两宋很多士人都专门讨论过人性论,几个主要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如王安石、司马光、二程、二苏、朱熹等,无不对人性论进行过相当详细的研讨。而宋代人性论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肯定人性相同、认为人性无恶逐渐成为不同学派的基本共识,这与契嵩的判断颇为合拍。同时,认为人性不同或者人性中可能存在恶的看法,主要如荀子性恶论、扬雄性善恶混论、韩愈性三品说,都在道德性命之学兴起之后逐渐被批判而抛弃,此后宋代人性论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性善论和性无善恶论之间的竞争。 在人性论这个宋人最为核心的命题之一上,韩愈性三品说显然并不符合宋代的思想发展趋势。
4. 指出韩愈并非一贯排斥异端
韩愈之所以在北宋中前期备受古文运动参与者的推崇,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韩愈排斥异端、卫护儒道,这也是韩愈后来在元丰七年能够进入孔庙从祀的主要原因。然而,如果通读韩愈的文字,也可以发现韩愈虽然激烈排佛,但他仍与僧人有所交往,并且偶尔也会肯定佛教所具有的一些价值。更甚之,在对孟子曾经猛烈排辟过的重要异端墨家的评价上,韩愈也有着较高的肯定。韩愈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很容易就被契嵩抓住了把柄。
韩愈对孟子排辟杨、墨极为称赞,甚至因而“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 。然而,颇为吊诡的是,在其《读墨子》一文中,韩愈竟然又否定儒家对墨学“上同、兼爱、上贤、明鬼”的批判,认为儒家其实也是如此,而且还断言儒、墨本来是相通的,在文末更极力主张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竟然认为孔、墨必然互用。契嵩抓住这一点,在《非韩》第十九中专门对此文进行了批评,其间写道:“韩子《读墨》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及《与孟简书》,乃曰:‘二帝三王群圣之道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遂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韩子何其言之反复如此,惑人而无准也。”明确指出韩愈时而否定墨家,却又在《读墨子》中肯定墨家,并认为儒、墨须“相用”,这就足以说明韩愈并非真的一贯排斥异端。
墨学已经断绝很久,而其时最为炽热的乃是佛教。韩愈在《原道》中极力排佛,契嵩在《非韩》第一中全面驳斥《原道》时,也谈到韩愈并非一贯排斥异端这一问题,他写道:
韩子既攘斥杨、墨、佛、老如此矣,而其《师说》乃曰孔子以礼师老聃。其《读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其为《绛州马府君行状》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书佛经千余言以祈报福。”又曰:“居丧有过人行。”其称大颠,序高闲,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韩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后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误累后世学者矣。佛、老果是,而韩子非之,后学不辨,徒见韩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杨、墨果非,而韩子是之,学辈亦相效而是之。
契嵩确实指出了这一事实,即韩愈不仅在非墨上不一致,就是在对待他自己极力排斥的佛教时,也没能够完全一以贯之,不仅不回避与僧人的交往,还偶尔有称赏佛法之语。契嵩因而认为,韩愈自己在排辟异端尤其是排佛上都不一贯,所以士人因为慕学韩愈,就不假思索地仿效韩愈排佛,是完全错误的。
5. 将韩愈定性为不知“道”的“文士”
契嵩非韩最直接的目的,在于论证韩愈不知“道”、不能以身行道、言行不一贯,从而劝阻士人效仿韩愈排佛。他在《非韩》第一开篇就说:“韩子议论拘且浅,不及儒之至道可辩。”这是批评韩愈思想深度不够,认为韩愈未能知“道”。在《非韩》末篇定论韩愈时,契嵩又说:
刘昀《唐书》谓韩子其性偏辟刚讦,又曰:“于道不弘。”吾考其书,验其所为,诚然耳。欲韩如古之圣贤从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识者谓韩子第文词人耳。夫文者,所以传道也。道不至,虽甚文,奚用?若韩子议论如此,其道可谓至乎?而学者不复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文而讥沮佛教圣人大酷。
这是契嵩《非韩》全篇的总结,他既指责韩愈的行事风格,又说韩愈未能知“道”,并将韩愈定性为“文词人”。既如此,则士人因学习韩愈之文而“妄意”排佛,乃其不讲“道理”、未能深思的结果。
从其后士人对韩愈评价的转变来看,不管是契嵩对韩愈的逐条批判,还是契嵩对韩愈乃“文词人”而非知“道”者的总体定位,都非常成功,而且影响深远。在经过契嵩的大力挞伐之后,韩愈的道统地位很快便出现了急剧跌落的趋势,而到北宋中期,韩愈在士人的总体论说中便已经被排除出儒家道统系谱。此点将在下一章述论,于此不赘。
四、契嵩对五贤的评价
契嵩大力挞伐韩愈,极力消除五贤道统系谱的这一重心,这已经是在瓦解本来就不稳定的五贤道统系谱。然而,契嵩对五贤道统系谱的解构尚不止于此,他还指出五贤之间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和矛盾,而且在批评荀子和扬雄的同时又颇为尊崇孟子,尤其大力推崇主张三教合一的王通。
1. 指出五贤在思想上的差异
契嵩在非韩时,不时引用孟、荀、扬以证韩愈之“失”,例如《非韩》第九批驳韩愈《对禹问》时便是如此。韩愈作《对禹问》以推崇孟子,孟子曾为禹不像尧、舜一样禅让传贤而是传位于己子进行过解释和辩护,而在韩愈看来,不管是传贤还是传子,都是尧、舜、禹“知人”和“忧虑后世”的表现。尧、舜之时,有贤可传所以传贤;大禹之时,无贤可传所以传子,因为“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诸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最后,孟子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将之视为对大禹传子的根本解释。韩愈解读此句云,“孟子之心,以为圣人不苟私于其子以害天下” ,并在文末明确点出该文是对孟子此句的诠释。然而,契嵩在批驳《对禹问》时,并没有将重点放在韩愈着力论证的大禹之圣这一点上,而是集中指向韩愈在文中所叙述的禹“传子”这一“史实”。契嵩引用孟子的原话云:“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狱讼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孟子·万章上》)契嵩又检讨史书,认为历史上并无大禹传位于启之事,而启之所以能继承王位,完全是民意的选择,并非禹传位于启。契嵩进而引荀子和扬雄以证己说,云:“荀卿、扬雄虽皆言传授之事,亦未始称禹自与其子之天下也。”契嵩随后还大量引用经典,进一步进行分析和批驳,并在最后批评说:“韩子疏谬,不讨详经史,辄为此言。”在这个例子中,契嵩引孟、荀、扬以非韩,正是利用了五贤之间的不一致性。
孟、荀、扬、王诸贤之中,契嵩尤其喜欢引用孟子以非韩,兹举一例于此。上文曾谈到,契嵩在《非韩》第八指责韩愈上书自荐求仕时,曾引用孟子“所就三,所去三”之说以非韩愈,而就在该篇中,契嵩还引用孟子而对韩愈的自我辩护进行了反驳。韩愈曾在《上宰相书》的第三书中说:“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 此出《孟子·滕文公下》。契嵩将韩愈引语还原到原文语境中,引孟子“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之语,进而说:“其意正谓士虽急于仕也,亦待其命而用,不可苟进而求用也。苟进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为人之所贱者也。今韩子自荐而求用,乃援孟子此章为谕,何忽自彰其失礼亡义也哉!”并云“韩子徒略孟子之言而不能以尽其意”,也就是说韩愈对孟子的解读存在明显的歪曲。
2. 批评荀子和扬雄
契嵩大力阐发道德性命之学,他不仅进一步促使宋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呈现整体性转型的趋势,而且也开始以道德性命之学的新眼光去审视五贤。对于此前士人所并重的五贤,契嵩开始有所甄别,对那些不符合道德性命之学思想需求的前贤开始进行批评和排除。在此背景下,契嵩不仅非韩,还对荀子和扬雄进行了批评。
在《品论》一文中,契嵩就批评荀子和扬雄,说:“荀子之言近辩也,尽善而未尽美,当性恶、禅让,过其言也。扬子之言能言也,自谓穷理而尽性,洎其遇乱而投阁,则与乎子路、曾子之所处死异矣哉!” 这便是批评荀子的性恶论和对禅让的解读,以及批评扬雄并未穷理尽性和投阁求死。契嵩对荀子的批评总体来看并不算多,但他对扬雄的批评则较为激烈。
契嵩既指责扬雄的政治品格,又指责他的拟经之作不当,而且思想中还因夹杂黄老而不够醇粹。契嵩曾说:“扬子为《剧秦美新》,……苟言也,……不宜为而为之也。”他批评扬雄《剧秦美新》不但未能起到赋体所应具有的讽谏作用,反而在事实上“加其夸大之心”。
在《非韩》第二十八中,契嵩因非韩而议及扬雄拟经。韩愈《答崔立之书》说自己欲“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 ,契嵩极力批评韩愈的这一志愿。契嵩以扬雄为说,云:“昔扬雄作《太玄经》,以准《易》故也,而汉诸儒非之,比之吴楚僭号称王者也。”观诸契嵩的文意和语气,他很显然也倾向于“汉诸儒”对扬雄拟经的批评。
在《与冯宿论文书》中,韩愈以扬雄为榜样,认为后世必有知其文者。 前章曾谈到过,桓谭对扬雄后世必有知音的预判最终成为现实,这一点对唐宋士人激励很大,韩愈也不例外。然而,契嵩在《非韩》第十一中对韩愈此《书》自信过甚大加批评,并因而议及扬雄,还由此而对《太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批判。他说:“子云平生学问于蜀人严遵君平,故其《法言》盛称于君平,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云为《太玄》,乃以一生三为创制之本,是亦探老子所谓‘一生二,二生三’者也。故子云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这即认为《太玄》之数本出于《老子》,并认为扬雄的思想主要来自严君平,而严氏又是一个十足的道家人物,所以契嵩说“雄书之宗本”是“出于老子”。这与后来朱熹“扬雄则全是黄老” 的判断何其相似。此外,契嵩又分析对比了《易》与《太玄》的数术之法,进而批评说:“扬子因《易》以成书,其谓述之可也,不应作经自为其家与夫大《易》抗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仲尼犹不敢作,子云乃作之欤。《汉书》谓诸儒讥扬子非圣人而作经,盖亦以其不能尊本也。”即认为扬雄作《太玄》最多只能算是述《易》之作,而扬雄自谓作《太玄》以拟经,这就不仅是处置《太玄》的思想位置不当,并且还是“不能尊本”的行为。
3. 尊崇孟子和王通
于五贤之中,契嵩对荀子、扬雄、韩愈三人分别都有所批评,而对韩愈的批评最为激烈。契嵩颇为赞赏的是孟子和王通二人,又尤其推尊王通,他还写作了《文中子碑》和《书文中子传后》这两篇专门颂扬王通的文字。
前一节谈到,契嵩不时引用孟子以阐发道德性命之学,融通儒、佛。上文也谈到,契嵩还不时引用孟子以攻击韩愈。通观《镡津文集》,契嵩引用孟子之处颇多,而且均是正面引用。他曾说:“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辨道之谓也。” 又称孟子为“行道者” ,并在《非韩》第八中说:“战国之时,欲行其道,无如孟轲。”其《性德》也说:“颜子、子思、原宪、孟轲,古之贤人也。”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契嵩的思想自然也不可能与孟子完全相合。如契嵩主张的人性论是性无善恶论,而与孟子性善论不同,只不过这一分歧并不能作为契嵩不满于孟子的证据,因为尊孟如王令、王安石等人,也同契嵩一样主张性无善恶论。在人性论之外,关于孟子是否领悟了《中庸》之旨,契嵩似乎也持保留的态度,他写道:“曰:‘孟轲学于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 但是总体来看,契嵩对孟子还是非常肯定的。
契嵩于五贤之中最为尊崇的无疑是王通,他还专为王通写了《文中子碑》和《书文中子传后》。他在《文中子碑》中说:“仲尼殁百余年,而有孟轲氏作,虽不及仲尼,而启乎仲尼者也。孟轲殁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殁而扬子云继之。荀与扬,赞乎仲尼者也,教专而道不一,孟氏为次焉。”即认为荀子和扬雄不及孟子,孟子不及孔子,然而,他在后文几乎明确以王通为“圣人”,还屡屡将王通和孔子做比较,甚至认为王通在有的方面还要超过孔子。契嵩云:“去仲尼千余年而生于陈、隋之间,号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时主志,视不可与为,乃卷而怀之,归于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动而四海寻其声,来者三千之徒,肖乎仲尼者也。”这是因弟子众多而将王通与孔子相拟。他又称道王通的续经之功,认为“非有圣人之道、圣人之才,而孰能与于此乎”,这与其批评扬雄拟经、韩愈有志“作经”的态度完全相反,并说“文中之于仲尼,犹日而月之也。唐兴,得其弟子辈发文中之经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礼乐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于三代”,直接将孔子和王通比作日月,并称道王通弟子开启唐治。契嵩进而说:“噫!仲尼之往也几百年,其教祸于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过为列国陪臣。文中子之弟子,为天子相将,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远迈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 这就几乎把王通推尊到了和孔子并列的地位。契嵩《书文中子传后》说:“王氏能续孔子六经,盖孔子之亚也。” 也以王通仅次于孔子,乃是亚圣的地位。契嵩在其他文字中也不时引用或称赞王通,如契嵩在其《纪复古》中写道:“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继孔子之作,唐兴,太宗取其徒发而试之,故唐有天下大治。” 其《唐太宗述》也说:“如使王通未丧,唐得用之,则卜年卜世,何翅乎三百一十六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太宗之作,真王者也,而不但文中子,可叹也哉!” 契嵩对王通之推崇,远远超过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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