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散文体民族悲剧(如《查理第七与英国人》《乡下佬雅克》《布沙尔和圣德尼的修道士》《查理第九》) 不甚令人可畏的敌人,是“文学学会”的诗人们。他们为朗布依埃宫的需要制作诗句,因为身份如此,所以十分敌视散文,尤其憎恨简朴、正确、没有野心、按照伏尔泰散文规范写成的散文。尽管是这样,他们毕竟不能自相矛盾地反对从中世纪强烈的激情和令人感到可怕的风俗汲取主要戏剧效果的戏剧。以夏多布里昂为首的一批好人文学家 ,他们惟恐得罪他们身份高贵的东家,不敢废除让我们欣赏蒙莫朗西、特里穆伊、克利翁、劳特来克这些伟大家族的悲剧体系,这种悲剧在人民面前展示了十二世纪的真实景象,把著名家族骁勇善战的先祖[2]真正残暴凶恶但又伟大崇高的情节都展现在人民的眼前了。我们在悲剧中看到凶猛好杀的英雄人物蒙莫朗西的战斗和死亡,出自这样的悲剧的后代蒙莫朗西元帅 ,他如今却成了最自由派的选民,对最近几次选…… 欺骗勾当极为气愤,可是,当人们在沙龙里听到仆人通报一位蒙莫朗西到来引起一种善意的好奇心的时候,他又变得简直难以自持了。在今天,在上流社会中,已经没有人了解法国的历史了;在德·巴朗特 之前,法国史写得非常枯燥乏味,难以卒读;浪漫主义悲剧可以教我们学习法国历史,而且历史的叙述方法也有利于充分表现我们中世纪的伟大人物。这样的悲剧正因为不采用亚历山大体诗句,继承了我们古编年史全部质朴、崇高的语言 ,所以是完全符合贵族院的兴趣的。“文学学会”沙龙是追随贵族院的,居然在散文体民族悲剧出现时对卑劣透顶的谩骂也没有能够加以反对。其实,如果这种文学样式得到采纳,这又该是争相题写逢迎谄媚、卑鄙下流的献辞的一个多么难得的好机会!对“文学学会”来说,民族悲剧本来是一大笔财富呀。
至于可怜的法兰西学院,自认不能不站出来带头攻击散文体民族悲剧,简直把它看成一具活尸,是经不起致命的打击的。学院不但杀伤别人无能为力,而且也自身难保。学院的成员中我和公众所敬仰的那些人,是因为他们的成就而享有尊荣,决不是由于他们以及那么多文学上的低能儿所分享的院士这个虚头衔。在当前这个理性的世纪,法兰西学院若要避免陷入荒唐可笑的境地,就不能在文学领域中企图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公众,否则,法兰西学院作为法国所谓最有思想、最有天才和最有才能的四十个人物的集合体,就必然要走向它的反面。今天的巴黎人,若是有人命令他去相信什么,他反而是再固执也没有了;当然,公布宣布某种主张以便保持他的职位 ,或者是为了获得首次颁发的十字勋章,我承认,这是例外的情况。法兰西学院在这一类事务中是缺乏手腕的,它简直自以为是内阁的一个部了。浪漫主义使学院大为恼怒不安,就像血液循环学说,或牛顿的哲学曾经使巴黎大学恼怒一样;非常简单,所处的地位相同,如此而已。难道根据这么一条理由就可以把想要塞进巴黎人头脑中去的主张以可笑之至的超人一等的口吻 强加于公众?这就必须在可敬的院士之间组织一次募捐作为开始,因为浪漫主义已经把他们的著作全集弄得陈腐不堪,像茹易、杜瓦尔、昂德里厄、雷努亚、康伯农、莱维、巴乌尔—洛尔米昂、苏梅 、魏乐曼先生等 ;用这笔募来的巨款补偿《辩论报》丧失五百订户的损失,并在这份最近十五天以来变得那么有趣的报纸上每周发表抨击浪漫主义的文章两篇。读者对伏尔泰精神已经有了一个概念,也明白了茹易先生带到争论中的那种礼貌,如《潘杜拉》的原文我已在一处注释中引用了一段 ,市场上的流言蜚语也很快把《辩论报》上的文字装饰一新。昂德里厄先生则在《评论》上写匿名文章,一举把我们化为齑粉;《宝藏》的作者 的散文看来与他的喜剧一样苍白无力,人们也许会把他攻击浪漫主义者的著名的讽刺诗也塞到《辩论报》上发表罢。如果说与从外表所看到的情况相反,这一击也不能置浪漫主义者于死地的话,那么,风度翩翩的魏乐曼先生,却把某种小巧玲珑的思想安放到他的美丽词句中去[3],在他欣喜之余,他也决不会拒绝用他的修辞学去援助法兰西学院的。
法兰西学院并没有向伏尔泰的继承人 的思想乞援,也没有向《克伦威尔史传》作者的能言善辩求救,却通过奥瑞先生枯干僵硬的喉舌对我们说话了:
“一个新派别在今天出现了。多数人士乃是在对古代学说怀有宗教式的敬畏中受教育而成长的,他们为新出现的宗派的发展深感惶悚,并且似乎在要求得到保障……巨大危险虽然尚没有形成,但如赋予过分的重要性,则危险的增长殊堪忧虑……然而是否应听任这一宗派达到其目标,以其非法的成功使幸福安危所依赖之舆论的飘忽不定的成分变质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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