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布尔乔亚的革命寓言碰到的问题。寓言——布尔乔亚告诉自己的那个故事——的内容恰恰暗示着它本身的消解……如果新革命真的是英雄式的和普遍的,那么它将会重新定义人类;如果人民和布尔乔亚是真正的联盟,那么人民必须有他们的代表——那么布尔乔亚将会发现他自己被人民的代表所包围,两者的数量之比是一比四,或者一比一百,就像殖民地的农场主被一群奴隶所包围。
到了1848年,这种视“人民”为整体的形象不再构成一种令人信服的革命共同体。在视觉艺术中,很少有画家试图利用德拉克洛瓦在1831年所画的作品作为1848年革命的标志;少数不知名的画家试图复活德拉克洛瓦的人物形象,用以描绘新的革命,但他们所画的作品并不流行,而且画得一塌糊涂。中等阶级慢慢从革命的代表中消失——即使1848年的情况和1830年相同,中等阶级同样处于领导地位。当1848年2月革命敌对各方第一次发生冲突的时候,杜米埃笔下的“人民”不再是1831年的形象(比如在1848年的画作《暴动》中),而是转变成一贫如洗或纪律森严的手工业劳动者(比如在1849年的画作《堡垒上的亲人》中)。
工人自己和拥护他们的知识分子笔下也出现了绘画领域中的这种变化。1830年,《工人日报》宣称他们的利益“不同于”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的利益;1848年,工人阶级宣称他们的利益和布尔乔亚阶级的利益“势不两立”。要清楚的一点是,诸如“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之类的词语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含义;马克思对这些词语的定义在当时并不占据主要位置,甚至并不流行。但正是在1848年,许多工人第一次开始怀疑那些中等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否会维护他们的利益。例如,创办了《工人报》的工人作家就公开地将那些同情白领阶层的人排挤出这份很受欢迎的报纸的管理层。
因此,尽管各个阶层的人都参与了革命,但只有工人阶级才被想象成革命者。1848年的自由布尔乔亚真的是一个处于中间位置的人。他可以反对古代政制的余毒,他可以为了立宪政府、工业扩张和改革而奋斗,但与此同时他也处于保守的一方。他既是反叛者,也是反叛的目标;他追求新的秩序,但他本身就需要一种新的秩序。
革命扭曲了时间。在那些经历过革命的人看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仿佛是一夜之间出现的,流行了几年或者几百年的风俗习惯突然遭到抛弃,乃至几乎不可能判断这些事件的意义,也难以知道它们隔了一天之后会造成极其重要的后果或者根本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这些混乱的革命事件促使人们将这一刻和下一刻分离开来;每一次交火,每一次即兴的演讲都变成了一个属于它自己的世界;人们投入其中,去寻找用来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头绪,然而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战斗已经在下一条街道爆发,或者城市的另一边即将举办一次演讲,或者人们不得不逃难。
因此,在革命的过程中,诸如人们如何理解短暂的遭遇、人们如何知道谁值得相信之类的问题变得极其重要。由于历史正在加速前进,而时间又停止流动,陌生人之间用来理解相互的外表的规则获得了一种被放大的重要性。
在混乱的革命年代,意义规则保持有效但跳离它们的常规通道的情况屡见不鲜。贵族可能突然沦为贫民,从而了解到在和平时期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的事情。与此相反,那些揭竿而起的人在暴乱的过程中可能突然飞黄腾达,这种身份的变化可能会让他们找不到自我。人们可能会突然试图通过那些似乎更加自信和受过更多教育的群体的世界观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便弄清楚他们自己的利益——很可能就是摧毁地位在他们之上的群体。1848年发生的正是这样一种认知错置。
阿方斯·拉马丁在这种错置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在19世纪30年代,拉马丁被公认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对政治的介入并非是无心的;自从19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他本人就对国家事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人们一直认为他是个很好的人,比布尔乔亚国王路易·菲力普更有资格领导这个国家。当巴黎爆发革命的时候,他变成了最受巴黎人民瞩目的人物。
1848年2月22日和23日,多年来在暗地里不满路易·菲力普统治的异议分子突然揭竿而起。每个人都想起了1830年那些伟大的日子,想起了1789年之后那些伟大的岁月,但1848年的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它简直还带着一些欢乐的气息;在马克思看来,2月之后那段时期与其说是真实的,毋宁说是“戏剧性的”:
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虚构的内容和辞藻的总起义。
巴黎内部的混乱在3月、4月和5月愈演愈烈。到了6月,街头上已经混乱不堪,卡芬雅克将军以“警卫军队”残暴地镇压了巴黎人民。拿破仑一世的侄儿登上了戏台;到了1848年12月,他在全国总统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之后不久,他开始为在法国实施独裁统治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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