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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集体人格

这类人早在第一国际时期就出现了,到了第二国际时期已经变成了主力。在19世纪末期的法兰西,这些人的问题在茹盖德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茹盖德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大力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引进法国。他本人是个来自地方城市的知识分子,出身则是纯粹的小布尔乔亚(他的父亲是中学教师)。青年时期的茹盖德“妒忌工人的正直”,产生了自我怀疑,主动过上贫穷的生活,并曾身陷牢狱之灾。茹盖德形成了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严格地应用到对法国的分析上(他的理论让马克思本人很不快,虽然他们两人原本有过合作)。带着这种简单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茹盖德获得了激进主义运动领导人的合法地位。败给他的是一个真正的工人,让·多尔瓦。多尔瓦是个钢铁工人,他也是个激进主义者,但立场并不那么坚定,与之相反,茹盖德经常宣称自己“更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因为我的立场更为坚定”。多尔瓦公开称他自己为法国经济在19世纪80年代的变化感到困惑,因此给了茹盖德可乘之机。到了1898年,茹盖德围绕他自己而形成的运动:

已经和法国的情况毫无关系,而且他们根本就不想费力使运动适合时代的变化。当时法国的工资处于明显的上升态势,但他们依然言之凿凿地说工资一定会下跌……他们对理论的强调腐化成为一种熟极而流的惰性教条的重复。

茹盖德本质上是一个通过将辩证变化的观念转变成教条而使他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地位得到合法化的领导人。

在20世纪初期的法国,对左派的背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出现在克列孟梭执政时期的1906年到1909年;和那些当权的机会主义者相反,此类激进主义者本人一旦掌权之后,便抛弃了他的激进主义信念和原来那些支持他的人。茹盖德的背叛属于第二类。这是一种热衷于成为革命者的人对革命的背叛。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若要成为一名值得信赖的革命者,若想取得这种个人地位的合法性,就必须抛弃这种辩证的观念。

公共行为和自我需求之间的距离的消失对世俗的革命者所造成的影响比它对清教徒所造成的影响更大。它意味着这个世俗的革命者失去了行动的理由。

在这里,那些亲眼见到斯大林主义的危害的人们可能会反对,他们会说如果人们不再将个人需求和公共问题联系起来,那么将会导致一个荒凉世界的出现,导致社会被“革命的需求”去人性化。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另外的东西。19世纪的政治是一出悲剧,它的悲剧性正在于如下的事实:各种文化力量通过政治的方式将那些革命者囚禁在一种残忍的自我宣战之中,就像它们囚禁了那些保卫原有的经济秩序的人们一样。这种文化能够使激进主义者变得没有人性。此外,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的良心越来越麻木;而这种麻木的根源并非革命教条的绝对主义特征,而是大都会文化的这些破坏性倾向。

19世纪首都城市的文化催生了一种反抗变化的强大武器。当面具变成脸庞,当外表变成人格的参数,自我距离就丧失了。如果人们就是他们的外表,他们还有什么自由呢?自我批判和改变都需要以自我距离为前提,他们还如何能够采取这两种行动呢?布尔乔亚城市生活的文化限制了太多的布尔乔亚激进主义者的自由。这种文化促使人们习惯于将他们的立场、他们在公共场合阐述的理念当成他们的内心的揭露,因而剥夺了辩证的意识形态的辩证属性。左派的成员发现他们为了对抗变化中的客观环境,不得不一再为个人“正直”“忠诚”和“真诚”辩解。他们拿辩证法去交换一种从属于激进主义共同体的感觉,一种从属于某个行动的感觉。我们再一次看到德雷福斯事件中典型的剖白内心的语言,再一次看到为了维系群体情感的僵化,为了维持共同体而对历史的不和谐的反抗。

19世纪的大都会文化并没有摧毁友爱的共同体,反而使共同体显得弥足珍贵。在今天的陈词滥调中,城市被当成是绝对没有人情味的地方。实际上,正是由于现代城市缺乏一种强大的非人格文化,人们才会热衷于相互揭露亲密性情感。关于缺乏共同体的迷思,正如那些关于没有灵魂的或者邪恶的人群的迷思一样,促使人们去寻找一种作为被创造出来的共同自我的共同体。认为城市缺乏人情味的观点在社会中越是流行,人们就越会心安理得地破坏城市性的本质——城市性的本质意味着人们无须拥有成为相同人物的冲动也能够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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