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城市社会使社会交往变得有意义的方法之一,就是借用一套在戏院和日常生活中都发挥作用的信念系统。如今我们回望过往,或许能比当时的人们更加注意到这座桥梁。在18世纪中期的巴黎和伦敦,当人们谈论起他们的城市时,原先那套和人间戏台的想象有关的基本词语已经改变了。1749年,菲尔丁 说起伦敦,认为它变成了一个戏台和街道“水乳交融”的社会;人世如戏台,他说,在“复辟”时期 已经不再是“比喻而已”。根据卢梭 在1757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受到巴黎的生活环境影响,城里的人们为了能够彼此交往,言谈举止变得和演员一样。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两章中看到的,这些关于新的人间戏台的言论和实际有所出入;回顾历史,倒不如说有一座桥梁连接了戏台上的信念系统和街道上的信念系统更为妥当。这给了街道上的生活一种形式。演员无须揭露自己在戏台下的性格便能打动人们的感情,观众师法于演员,利用他的信念系统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们彼此激起对方的情感,却无须定义自己——受生活的客观条件限制,人们往往很难做出这种定义,甚至会费尽心机却徒劳无功。而这座桥梁反过来使得人们能够在不了解对方底细的情况下彼此交往。
通过这种方式,公共生活四种结构的第一种(观众的问题)和第二种(连接戏院和社会的信念系统)之间产生了一种逻辑关系。前者牵涉到的是客观条件的失序,后者牵涉到的是建立在客观条件的失序之上的情感秩序;秩序是对失序的回应,但也是对它的超越。
戏院中的信念和街道上的信念之间的这座桥梁得以建成,有赖于两条原则的支撑;其中一条和身体有关,一条和声音有关。身体被当成服装模特;话语被当成标志(sign),而不是符号(symbol)。在第一条原则的影响下,人们认为衣服和打扮、装饰以及传统有关,并把身体视为服装模特,而不是会表达的、活着的生物。在第二条原则的影响下,他们只关注话语本身的意义,而不去注意说话的场合或者说话的人。在两条原则的共同作用下,人们能够将和他人的交往从个人的生理特征或者社会属性中分离出来,从而在创造公共空间的过程中迈进一步。
身体是服装模特
假使有个现代的城市人突然回到18世纪50年代的巴黎或者伦敦,他将会发现,和我们现在比较起来,当时街头上的人群既显得简单一些,可也更加让人迷惑。如今,马路上的行人能够凭眼睛区分穷人和中产阶级;也能够区分中产阶级和富人,只不过准确性要差一些。两百年前,巴黎和伦敦街头行人的衣着有着严格的标准,所以人们可以凭借一个人的外表来较为准确地判断他的身份地位。仆人和工人很容易区分。每个行业所采用的服装各不相同,所以人们可以根据工人的穿着判断他从事何种工作;而且还能根据工人身上的彩带或者徽章看出他在其行业中的地位。至于社会的中间阶层,律师、会计和商人等则穿戴着各不相同的服饰、假发和彩带。社会的上等阶层在街头上所穿的服饰不仅能够将他们和较低等级的人区分开来,而且还是街头上最为高级的服饰。
贵族阶级和较为富裕的布尔乔亚所穿的服装可能会迷惑现代人的眼睛。他们的鼻子、额头或者脸颊上涂着红色的颜料,戴着巨大而精巧的假发。女人也戴假发,而且还加上了很多发饰,在她们的头发上可以见到具体而微的模型船、水果篮,甚至还有由微缩人像组成的历史场景。男人和女人的皮肤不是被涂成夸张的红色就是被涂成暗淡的白色。他们也会戴面具,但这只是因为他们觉得时不时把面具摘下来很好玩。身体仿佛变成一件取乐用的玩具。
刚刚走上这些街道的时候,这个时光倒错的现代人可能会急着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社会不存在秩序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身份标签都十分清楚。如果这个现代人有点历史知识,他可能会给这种秩序提出一种简单的解释:人们只不过是在遵守法律罢了。因为法国和英国均有仪服律例 ,相应的法律文书规定每个社会阶层都有一套“得体”的服装,严禁任何阶层中的成员穿戴其他阶层的服饰。法国的仪服律例尤其复杂。例如,在18世纪50年代,那些丈夫是帮工的妇女不得与该行业的业主的妻子穿同样的衣服;而“商贾”的妻子则被禁止佩戴某些贵族妇女才能使用的首饰。
然而,法律被写进文书,并不意味着就会得到遵从或者落实。到了18世纪初,很少人会因为违反仪服律例而遭到逮捕。理论上说,模仿他人的外表会致使你身陷囹圄;但实际上,你在1700年可以毫无顾忌地这么做。在规模非常大的城市里面,人们几乎无法判断街头的陌生人所穿的衣服是否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或她的社会地位,内中原因上一章已经详细备至地说明了;多数迁入大都会的移民来自相对遥远的地方,一旦到了市区便会从事新的职业。那么,这个观察者在街头上看到的是幻象吗?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