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格进入公共领域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两类公共人。少数人继续在公共场合主动地表达他们自己,延续了古代政制时期的想象,即认为凡人皆是演员。不过到了19世纪中期,这些主动的少数人把在公共场合的表演变成了自己的职业,他们变成了演技精湛的演员。另外一类公共人和前一类共生共长;这一类就是观众。观众参与公共生活的决心不如观察它的决心大。尽管他对自己的情感并不确定,而且坚信无论这些情感是什么,它们会不受他的控制而完全表现出来,但他并没有抛弃公共社会。他秉持这样的信念:在家庭之外,在大城市的人群之中,有一些重要的经验等待人们去拥有。他和古代政制时期的先辈不同,对他来说,这种对公共生活的投入并非他的社会身份,而是他的人格。只要他能够做好准备,主要是约束自己在公共场合保持沉默,那么他的情感将会发生某些他作为个人无法引发的变化。
到了19世纪中期,这个观众在公众场合变得被动,然而又依旧相信公共生活的意义,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世俗秩序和一种古代政制时期遗留下来的信念交织在一起。根据前面已经提及的内在性和内在人格造成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比起主动地传达自己的情感,公共人可能会觉得观看别人的表达来得更加自在;这种态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在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服装品位中。因而,依然相信公共生活就显得很必要了,只有依然相信公共生活的意义,人们才能够在其中进行观察。但在和人格结合起来之后,原来这种对公共生活的信念又造成了其他的后果。
作为孤立的个人,观众希望能够完成他觉得当他主动和其他人交往时无法完成的人格任务。他的情感在社会交往中变得混乱而不稳定;通过让自己保持被动的状态,他希望他能够感知到更多的东西。这种希望不仅仅是一种寻求快乐的欲望,也不仅仅是一种通过保持沉默来获得感官刺激的欲望。人们,尤其是男性,被家庭责任压得不堪重负,他们希望至少能看见外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在沉默中观察着周边生活的男人最终获得了自由。因而,在新的情况下,由于人们依然相信公共领域的意义,现代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基本的矛盾:个人自由发展的模式和体现在家庭中的社会交往模式是相互对立和相互冲突的。悖谬的是,公共生活遗留下来的这种观念竟然导致人们的自我属性和社会属性变成相互敌对的力量。
在19世纪,人格施加于那些依然主动表达自己的少数人的公众身份之上的影响引发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人们看来,政治家是否值得信任,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像演员取得观众对角色的信任那样取得大家对其人格的信任。政治理念的具体内容在公众场合渐渐退隐,人们变得越来越对政治家的私人生活感兴趣。约翰·威尔克斯预见到这种情况;在他之后100年,人们通过某些具体的方面——比如他的动机是否纯洁——来看待政治家的为人,而政治家所秉持的政治理念在人们决定是否信任他的过程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如果我们认为公众演员主导着一群沉默的观众,那么也是不对的。粗略地看,公共人物确实主导着沉默的观众——他们不再指摘他,也不再让他难堪。但“主导”这个词有两层误导读者的含义。沉默的观众需要从公众演员身上看出某些个人特征,不管他是否拥有这些特征;他们会在幻想中将他实际上所缺乏的人格特征加诸他身上。所以说他主导着他们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这群观众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遭受到的挫败在他们心中引发了一种需求,他们需要将这种需求投射到公共演员身上。此外,主导这个词意味着如果没有演员,那么就没有观众。但在公众场合,即使没有值得关注的人物,沉默的观众依然存在。于是那些需要投射到公众人物身上的需求发生了质变,观众变成了窥私狂。他们在沉默中、在彼此隔离的防护罩中行动,通过幻想和白日梦释放内心的抑郁,观察着街头的生活。埃德加·德加那些描绘咖啡馆中沉默而孤独的顾客的画作抓住了当时人们生活的实质。现代公共领域那种人们彼此能够相互看见却又相互隔离的情况在这里已经开始萌芽。
最后,19世纪的公共演员是一种复杂的人物,因为对表演艺术家来说,在他的作品中起作用的人格表演不仅仅是文化施加于他的自我意识的影响。表演艺术中的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些复杂的人格问题。狄德罗否定人格和角色的关联,试图以此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在浪漫主义时代,表演者开始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它。
在本章中,我们将会先来看看浪漫主义时代的表演者如何对付这套新的内在人格信念,如何从这种遭遇中为自己在公共场合创造出新的身份。然后我们将会看看他的观众,看看在浪漫主义的第一代人渐渐退出社会的过程中,这群沉默的观众如何幸存下来并且不断增强。最后,我们将会来看看身前没有表演者的公众场合中的沉默观众,来看看街头的这些窥私狂。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接着说公众人格的问题,但要分析的不是艺术家,而是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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