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注重在音乐中展示自我的观念实际上是认为乐器本身难以对付;似乎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弹奏出音乐——也就是说,当某个人们想听到的声音十分难以弹奏出来时,表演者需要进行费劲的斗争才能演奏出动人的音符。这种认为乐器难以掌握的观念顺理成章地促使人们重视艺术天才。艺术天才并不是比其他艺术家更好的艺术家,在这种定义之下,只有少数天赋过人的表演者才能被称为艺术家,因为只有十分罕见的天赋才能将声音变成音乐。
艺术天赋产生了一种社会后果:它变成了一种控制那些无法理解人们的情感、痛苦和梦想的人的工具。艺术天赋控制了普通的民众(艺术天才或许渴望得到民众的赞许,但这是一种可耻的欲望,不能宣之于口);它不但是一种对如此难以驾驭的乐器的掌握,它还通过让观众注意艺术家的身体斗争来迫使他们产生出情感。今天的我们会对这种浪漫主义的自我膨胀莞尔一笑,我们也并不依然认为只有卓越的表演才是“生动的”表演;可是难道我们没有将艺术当作斗争吗?难道我们并不认为布达佩斯四重奏乐团和一个诚实、严肃但缺乏灵气的乐团所演奏的莫扎特《弦乐四重奏》之间存在差别吗?我们依然信奉浪漫主义时期的表演者那套认为艺术超越文本的观念,只不过我们缺乏他们的激情,也没有他们那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的天真罢了。
主动表达自己,具备超凡的才能——这是人格赖以进入公共领域的模式。这种模式并非音乐表演艺术所独有,它还发生在戏院之中。最令人吃惊的是,特殊能力、公共的表达性和公共领域中的可信人格这三者在闹剧中结合起来了,因为19世纪30和40年代的闹剧剧本都是由玛丽·多尔瓦和弗雷德里克·勒梅特等伟大的巴黎演员所演出的。
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创作闹剧的本质在于创造出“纯粹的角色类型”,戏台上的人能够立即被归入恶棍、少女、少年英雄、地主、青年艺术家、垂死的少女、富裕的赞助人等各种各样的类型角色,而不是在于让角色具备自身的独特性。巴黎闹剧的独特之处正在于19世纪30年代饰演这些角色的演员,如多尔瓦和勒梅特等人,都是个性相当鲜明的人;由于报刊评论乐此不疲地重复报道他们自己的“难以言喻的个性”,这些演员在表演已有角色时将剧本当作传达个人性格的工具。
1827年6月,多瓦尔和勒梅特共同出演了高巴克的戏剧《三十年》;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改变闹剧的表演方式。在这出戏剧中,他们开始自然地说话,而不是像传统那样,每到激动的时刻或者危急关头就扯开喉咙大声念台词。他们开始关注表演的细节,并对这些行动的细节注入新的意义。尤其是弗雷德里克·勒梅特,他是19世纪第一个意识到观众能够被哑剧表演的细节深深打动的伟大演员。例如,在传统的表演中,恶棍登场时应该鬼鬼祟祟地迈着碎步,仿佛害怕被观众发现;因而从他出现的那一刻起,观众就能知道他饰演的是什么角色。当勒梅特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常见的闹剧中时,他只是大大方方地踱步走上戏台,仿佛他和其他角色没有任何区别。这种表演方式在观众之中引起了轰动,并且被认为是“伟大的表演”:观众知道他在剧中的角色,他们认为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展示的是他自己对角色的创造性发挥——而不是展示剧本对这个恶棍角色的界定。
勒梅特开始经常性地在“犯罪大道”(巴黎的戏院集中地)出演各种戏剧。到了1839年,好的闹剧或浪漫主义戏剧只有在请到弗雷德里克·勒梅特饰演的情况下才能有大获成功的机会;而且如果勒梅特出演某出戏剧,观众就会认为它很重要。这种对文本的超越最令人吃惊的例子,当属19世纪30年代最流行的闹剧《罗伯特·马盖尔》;弗雷德里克本人参与了剧本的编写。在这出获得巨大成功的戏剧中,反抗社会的浪漫主义观念第一次和流落草莽的英雄形象结合在一起。下面是高迪埃对这出戏剧的描述:
《罗伯特·马盖尔》是随七月革命而出现的革命艺术的伟大成功……这出独特的戏剧的独树一帜之处正在于,它对社会秩序和人类整体做出了尖锐而绝望的攻击。围绕罗伯特·马盖尔这个角色,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创造了一个真正的莎士比亚式的喜剧人物——他为人乐观向上,但有幸灾乐祸的一面,而且尖酸刻薄……除此之外,他还具备一种万恶的贵族阶级才有的斯文、温顺和通达。
然而今天这出戏剧已经被人遗忘了。实际上,它之所以不可演出,恰恰是因为今天已经没有弗雷德里克·勒梅特。我们不能认为像高迪埃这样的艺术家会因为崇拜勒梅特而看不到剧本的缺陷——如果我们这么说,那就忽略了高迪埃所看到的艺术:那就是一个非凡演员的能力对一个有意义的剧本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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