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一个世纪之前的变化,人们通常会用“城市革命”和“工业城市”来加以形容,但这两种说法都很误导。前者令人误认为19世纪城市的增长一日千里,乃至和原先存在的城市毫无关系。后者则令人误认为这种增长主要发生在市民除了在大型的工厂从事劳作之外别无其他生活的地方。实际上,人口增长最多的城市是英法两国首都,但它们的工业规模其实并不大。要知道的是,这种人口增长之迅猛是史无前例的。原先那些处理城市人口及维持其经济生活的模式也被放大了,直到变得面目全非。通过这种方式,数量的变化慢慢导致了形式的变化。起初,城市依照原先的生态模式来安置新的人口;这些模式发生了变化,只不过其过程相当缓慢而已。在这个世纪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之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涌进城市,大多数人依然年轻、单身,和过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这群人也会慢慢变老,成家立业。
19世纪两国首都的经济状况也部分地放大了原先在古代政制时期的城市就已存在的东西。贸易、借贷和行政管理依然是这两个首都的主要活动。工厂需要占据很大面积的土地,一般来说,它们就算设置在这两座城市中,也只能在地价较为便宜的地方立足。城市中心更多的是血汗工厂,它们规模较小,机械化程度也不高。在19世纪,两国首都特有的这些血汗工厂大体都从事贸易加工业,它们规模不大,专门加工来自殖民地或其他欧洲国家的货物,快速地将其变成可供零售的商品。
两国首都内部的这种经济状况确实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追求。由于城市人口增长如此巨大,零售业变得前所未有的有利可图。大量的顾客催生了一种以百货商店为中心的公共商业形式,原来的露天市场和小商店则变得门可罗雀,逐渐消亡。19世纪公共生活的所有复杂性和问题都在零售业的这种新形式中出现了;我们可以从这个行业窥见公共领域即将发生的变化。为了理解这种新的公共贸易,让我们先来看看物质生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放大原先存在的东西。
19世纪城市人口的新变化
19世纪两国首都的人口增长很迅速,光是那些增长数字本身就足够让人感兴趣的了。下面是人口学家A.F.韦伯列出的巴黎历年人口增长数据:
下面是一种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的方法:以1801年的人口为基数100,然后以基数比的方式列出这个世纪中历年的人口增长。在19世纪中,法国全国的人口基数比,除了巴黎之外12个最大城市的人口基数比和巴黎本身的人口基数比如下:
①有的统计学家在算1852—1865年巴黎人口的时候将某些城区包括在内,有的则没有,所以这个比率并不是依照巴黎人口的原始数据算出来的。
这幅增长的图景十分清晰:12个大城市的增长比法国全国的增长迅速得多,巴黎本身的增长又比这些城市快得多。
伦敦在这个世纪中的人口增长和巴黎一样迅猛,但要将其描绘出来比较难,因为“伦敦”没有清晰的人口、行政或社会界限。那儿有一个伦敦行政郡,在此之外还有一圈外围地带,将伦敦变成“大伦敦”;甚至在这圈外围地带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城区。然而,这数目巨大的人口和英国其他城市人口、英国全国人口的关系,正好跟巴黎和里尔或法国的关系一样。阿萨·布里格斯写道:“(自1871年到1901年)大伦敦的人口增长比任何地方城市都要快,比起英国全国人口的增长更是快得多。”
如果我们仅统计伦敦行政郡的数字,那么伦敦人口在19世纪的增长可以计算如下:
在18世纪,伦敦比巴黎大得多,不过话说回来,这两个城市比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又大得多。考虑到各自国家的情况,伦敦和巴黎的增长率是相同的。下面是伦敦、其他大城市(人口在10万以上)和英国全国(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比率:
法国和英国模式的差异在于各自地方城市的增长;比起英国的地方城市,法国地方城市的人口增长更快,也更稳定。巴黎和伦敦在这个世纪的逐年人口增长比率异乎寻常地齐肩并进。
要理解这些数字的人类意义,人们必须回忆起一个事实:在那个时候之前,城市规模能够和巴黎或伦敦相提并论的城市是1600年前的帝国时代的罗马。或者可以这样说,从来没有其他已知的城市居住区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增长得如此之快。
这两个首都变得如此庞大的原因相当复杂。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这个世纪中,不管是巴黎还是伦敦,出生人口越来越多于死亡人口。医疗条件和公共卫生的改善消除了从前一直存在的瘟疫威胁——原先有大量城市人口死于瘟疫——所以更多在城市家庭出生的小孩能够长大成人,并且开始拥有他们自己的家庭。但即使城市的人口增长多多少少来自其内部,增长的人口大部分还是来自迁入的移民。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流入的人口主要是未婚青年人,来自和城市有一定距离的地方;1850年之前,乡村的危机尚不算特别严重。就算等到它全面爆发的时候,也并非所有的农民家庭都举家离开故乡;涌向城市的依旧是原先那些单身的人,只不过加入了一些新的移民家庭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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