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过去的办法之一是勾勒出某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的兴盛和衰落的各个画面。这些画面自然会产生一种后悔的感觉,而后悔是一种危险的情感。后悔虽然能够让人感同身受地体会过去,让人能够洞察过去,但它也会使人屈从于现在,对现在的各种坏处照单全收。我之所以描绘出世俗公共文化的盛衰,并不是为了产生一种后悔的感觉,而是为了创造出一个视角,用以审视看似人性实则危险的各种有关现代生活的信念、期望和迷思。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是一种好事。如今人们普遍期望从自己和他人的亲密体验和温暖体验中发展出个体的人格。如今人们普遍抱有的迷思是社会的各种坏处都能够被理解成非人格、异化和冷漠的坏处。这三者加起来就变成了一种亲密性的意识形态:全部种类的社会关系越是接近每个人内在的心理需求,就越是真实的、可以信赖的和真诚的。这种意识形态将政治的范畴转化为心理的范畴。这种亲密性的意识形态给社会定义了一种没有上帝的人道主义精神:温暖就是我们的上帝。公共文化的盛衰史至少能够让我们对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提出质疑。
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是一种好事的观念实际上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和世俗观念所造成的一种复杂错位的产物。因为这种错位,人们在非人格的情景中、在物质中和在社会本身的客观环境中寻找个人的意义。他们找不到这些意义;而由于变得充满了心理象征,世界变得神秘化了。因此他们想逃离,想在生活的私人领域中,尤其是在家庭中,寻找到某些能够用来感知人格的原则。因而,除了创造出一种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的明显欲望之外,历史还创造了一种追求稳定的隐藏欲望。尽管已经摆脱了维多利亚家庭关于性生活的僵化规矩,我们依然将追求安全、放松和永久的潜在欲望强加在自己和他人的亲密关系之上。当这些关系不堪重负的时候,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关系出了问题,而不是认为这些没有说出来的期望有问题。所以人们只有通过不断试探他人才能得到一种和他们亲密的感觉;亲密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封闭的关系。如果它改变了,如果它必须改变,那么人们就会觉得自己的信任遭到了背叛。负载了稳定性预期的亲密使得本来就很困难的情感交流变得更加困难。这样的一种亲密值得追求吗?
通过自己和他人的亲密体验来发展个体人格的期望也同样有一种隐藏的计划。我们可以从19世纪公共文化的危机中看到,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社会充满了太多的残酷、束缚和困难。人们可以充当被动而沉默的观众,借此来对付它们,但如果人们想发展自己的人格,则必须去挑战它们,去和它们缠斗。在今天,人格的发展相等于避难者的人格的发展。我们对进取行为的爱憎交织源自这种避难者的心态:进取或许是人类生活中的必需品,但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令人厌憎的个人品格。但从亲密性体验中能够发展出什么样的人格呢?从中发展出来的人格如果说不是被有关信任、温暖和安慰的体验所塑造的话,那么也是一种被有关信任、温暖和安慰的期待所塑造的人格。人们需要多么坚强才能够在一个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的世界中活动呢?让人们认为只要学会信任、敞开胸怀和分享,学会避免被人操控,学会避免主动去挑战社会环境或者为了个人利益去探索这些环境,他们的人格就会“发展”,他们的情感就会变得“更加丰富”,这样真的符合人类的本性吗?在僵硬的世界中形成柔软的自我符合人类的本性吗?19世纪的人们对公共生活的巨大恐惧使得今天的人们的意志变得脆弱了。
最后,公共生活的历史让我们质疑那种把非人格视为社会缺陷的迷思。认为治理国家依靠的是道德而非法术(这是尤尼乌斯所说的)的迷思最早出现于拥护威尔克斯的运动所造成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失衡中,在拉马丁施加于巴黎无产阶级身上的控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它确实是平息政治纷争的良方妙药。非人格似乎等同于人性的丧失,等同于人类关系的完全缺席。但造成人性丧失的恰恰是这种将非人格等同于虚无的方程式。对虚无的恐惧促使人们认为人格能够在政治领域中被坚定地宣称。于是他们变成了被动的观众,消费着政治人物提供给他们的东西——并非他的行动,而是他的观点和他的情感。或者毋宁这样说,人们越是把政治活动当成一种通过分享共同的集体人格而彼此揭露自我的机会,那么他们的注意力就会越远离利用他们的友爱来改变社会环境这一政治任务。维持共同体本身成为目的,清除那些并不真正属于共同体的异己分子成为共同体的任务。这种拒绝谈判不断清除异己的理念是这种抹去社会关系中的非人格的欲望所造成的结果。同样道理,非人格的迷思是自我破坏性的。共同利益的追求在共同身份的追求中被破坏了。
公共生活消失之后,这些想象出来的人性观念取得了极大的影响。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些有害的观念并不是在公共生活终结的时候才出现的;催生它们的正是19世纪的公共生活危机。就像19世纪的公共文化和启蒙时代的公共文化有关联一样,当前这种公共观念的缺失也和19世纪那种公共观念的混淆有关。这种关系分为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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