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常被用来跟罗马走向衰落的那些年进行比较:人们认为道德腐化蚕食了罗马统治西方的力量,同样,现代西方称霸全球的力量也被道德腐化削弱了。这种观念虽然极其愚蠢,但也有点道理。粗略地看,奥古斯都 驾崩之后罗马社会的危机与当今的生活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跟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衡有关。
由于奥古斯都时代已然逝去,罗马人开始将他们的公共生活视为形式的义务。公共庆典、帝国主义的军事需要,和家人之外的其他罗马人进行仪式性的交往,所有这些都成了义务;罗马人对这些义务的履行越来越被动,他们遵从公共秩序 的规则,但在这种遵从之中投入的激情日渐稀少。罗马人的公共生活变得极其无趣,于是他转而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追求一种新的信仰原则。这种私人的信仰很神秘,既逃离整个世界,也逃离作为这个世界一部分的公共秩序的各种礼节。当时这种信仰在近东地区有不同的派别,其中基督教逐渐占据了主流;最终基督教不再是秘密流传的宗教信仰,它本身变成了新的公共秩序的原则。
如今,公共生活也变成了形式的义务。多数公民对国家事务漠然处之固不待言,而且他们的冷漠不仅体现在对待政治事件上。在人们看来,对待陌生人的礼节以及和陌生人的仪式性交往,往好处说是形式而乏味,往坏处说是虚情假意。陌生人本身是危险的人物,在大都会这种陌生人的世界中,很少人会感到非常快乐。总的来说,非亲非故的人之间存在的纽带和法律关系可以被当成一种公共秩序,它是人群的纽带,是“人民”的纽带,是政治的纽带,却并非家人和朋友的纽带。和罗马时代一样,今天对公共秩序的参与通常被当作随大流的事情,而这种公共生活开展的场所也跟罗马城一样,正处于衰落的状态中。
过去的罗马和现代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公共生活的替代品,在于私密性的含义。罗马人私下追寻和公共秩序背道而驰的另一种原则,这种原则以对世界的宗教超越为基础。而我们在私下追寻的不是一种原则,而是一种自省,反省我们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感觉中哪些才是真的。我们试图生活在私人领域中,我们只要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我们自己和亲朋好友构成的私人领域之中就够了。
现代心理学关于这种私人生活的观念并不清晰。今天很少人会认为他们的心理生活是自发生成的,无关乎社会条件和外界环境。然而,在人们看来,心理自身又仿佛有一种内在的生活。人们认为这种生活是非常珍贵、非常精致的花朵,如果曝露于社会世界各种残酷的现实之中,它就会枯萎;只有被保护和隔离起来,它才会盛放。每个人的自我变成他首要的负担,认识自我变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而不是手段。正因为我们如此关注自我,对我们来说,找到一种私人原则、向我们自己或者其他人描述我们的人格是什么才变得极其困难。内中缘由是,心理越私人化,它受到的刺激便越少,而我们就越难以感知到或者表达出感觉。
奥古斯都之后的罗马人私下追求东方的诸神,他脑海中的这种追求和公共世界是分离的。通过让军令和社会风俗屈从于一种更高层次的、迥然相异的原则,他最终将这些神明强加给公共世界。而由于私人意义的现代界定,非人格体验和亲密体验的界限并没有这么清晰。我们只有将社会转换成一个巨大的心理系统,社会本身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也许清楚一个政客的工作就是执行或者起草法律,但除非能从政治斗争中看出这个政客的人格魅力,否则我们对他的工作不会有什么兴趣。人们谈论一个竞选职位的政治领导人时,会看他的为人是否“可靠”、是否“老成持重”,而非看他倡导的行动或纲领。这种无视诸多非人格的社会关系、过度关注个人性格的看法就像一个过滤器,影响到我们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它使发达工业国家中阶级的重要性变得模糊;它促使我们认为共同体是由一群彼此向对方揭示自己内心情感的人构成的,导致我们低估了陌生人之间(特别是城市的陌生人之间)的共同体关系的价值。讽刺的是,这种心理形式制约了一些基本的人格优点——比如尊重其他人的隐私——的发展,也阻碍了人们理解如下道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非常压抑和紧张,所以只有当欲望、贪婪、妒嫉等不可告人的小秘密都被封锁起来之后,人们之间才可能有文明相处的关系。
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的根基是这样一种信念:通过理解独一无二的自我的内在运作方式,去除各种关于魔鬼和原罪的先验观念,人们也许能够从此不再害怕魔鬼和原罪,人们也许能够得到解放,从而更加彻底、更加理性地参与到一种处在他们自己的欲望边界之外的生活中去。人们大多空前地关注他们个人的往事经历和自身的情感,可是这种关注被证明是一个圈套,而不是一种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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