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们用来描述他们自己的身体的词汇中,我们可以看出自恋和性的基本关系。巴黎有一项纵贯多年的有趣研究表明,人们利用他们的身体对自己的性所做的定义愈来愈完善,然而与此同时,对他们来说,身体的“象征化”变得愈来愈难。随着性变成一种固定在身体形式之中的绝对状态,拥有这些身体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将自然界和性联系起来,比如说将某些植物当成生殖器,或者将做爱与汽缸或风箱运动联系起来。这种将身体当成绝对的性状态供奉起来的做法是自恋的,因为它使得性完全成为人的一种属性,使性变成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行为,从而将性与性经验隔离开了,一个人的性,与他是否有过性经验毫无关系。这项研究的结论是:这种自恋致使人们对身体的“隐喻的”想象减少了,也就是说,人们从物质的东西创造出一个象征符号的认知活动变少了。这也正好解释了如下问题:当一个社会从肉欲向性、从信仰情感行动向信仰情感状态转变时,为什么会出现一些破坏性的心理因素。当一个社会连性欲的公共属性都予以否认时,这种否认本身恰恰是破坏性的心理因素被释放出来的迹象。
人们体认到自恋的最常见方法通常是内省:只要我能更多地感觉到别人,只要我能真实地感觉到别人,那么我就能够和他们有一些“真实的”关系;但每次跟别人见面的时候,我好像总是没有足够的感觉。表面上看来,这种内省是一种自我责备,但隐藏在它下面的,却是一种世界让我失望的感觉。
而致使这种追求由内心的感受组成的自我认同徒劳无功的,还有另外一种破坏性因素。新的诊断访谈员 在接受培训时会碰到这种因素,以此为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心理因素。
在最开始的时候,新的访谈员常常急于表现出他们把访谈对象当作真实的人,而不是仅仅当成“信息来源”。这些访谈员想要平等地对待受访者,跟他们一起来发现问题。由于这种值得称赞的愿望,访谈总是以一种奇怪的情况开始:每当受访者透露出一点私人生活的细节或者感觉,访谈者也会说出自己的一个细节。在这种情况下,将别人当成“真实的人”变得像是进行亲密情感的交换:他们向你透露一点心声,你也向他们透露一点。
等到访谈员终于明白袒露自己的心声等于失去弄清楚受访者感受的机会时,他们就会开始拒绝这种相互的自我揭露的交换。如果访谈员只是提问,或者安静地坐着,等待受访者继续说下去,他们弄清楚受访者感受的机会将会大得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聪明的访谈员就会对这种认为如果从情感上平等对待别人就必须和对方有一种交换关系、无论对方向自己袒露什么自己都得反过来向对方袒露一点心声的观念感到不自在。而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访谈员才不再将亲密当成是一种基于交易的关系,从而开始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亲密关系。在真正的亲密关系中,自我之间也并非没有界限,但这种界限却有助于彼此进行真正的交流。
访谈员最初之所以会把亲密关系看作一种交易,根源在于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假设。如果人们的关系近到相互了解的程度,那么他们之间应该相互袒露心声。如果两个人不再谈心,而且这种交换心声的行为已经结束,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常常以破裂告终。这种关系之所以会破裂,是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双方都把对方当作“真实的”。将亲密当成交换关系自然会导致厌倦。而这种厌倦则正好促使人们坚定自恋的想法:无论人们得到什么样的满足,都会觉得这些满足并非他们全部应得的;或者反过来说,“真实的”关系并不能让人感到满足。
自我暴露的交换与自恋构成的一些条件瓦解了亲密场合中的情感表达。人们总是不断地追寻满足,而与此同时,自我却并不容许满足发生。从今天用来衡量一种关系或者一个人是否“真诚”的词语中,我们可以窥见这种自我语言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们会谈到某些事情或者某些别的人是否和我们有私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是不是彼此“开放”。前一个词是用一面自我关注的镜子来照别人,后一个词则是以自我袒露的交易来衡量社会交往。
19世纪的私人生活和家庭之外的公共世界给布尔乔亚的感觉是十分不同的,这一阶级试图在两者之间保留一条分界线。两者之间的这条分界线是由一只被恐惧推动的手在肉欲的范畴中划下的,它并不明晰,而且常常被侵犯,但毕竟是一种尝试,试图维持不同的社会实在领域各自的独立性和复杂性。体面是上个世纪的布尔乔亚生活的一种本质属性,可惜它太明显了,反而被人忘记。当时人们曾努力——当然,这种努力先天不足,注定要失败——想通过区分不同的经验范畴,从一个极其混乱而且冷漠的社会中提炼出某种形式。马克思和韦伯都察觉到这种体面的存在;托马斯·曼早期的小说对它也不乏褒扬之词,但这些小说也反映了它那不可避免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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