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意味着一个人并没有让自己成为他人的负担。在天主教的信条中,“卡里斯玛”最原本的意思就是在宗教环境中定义这样的文明。神父可能道德败坏,可能有弱点,他们可能不懂真正的教义;在某些日子里他们可能想履行他们的宗教责任,在另外一些日子里他们可能厌倦了这些责任或者对教义产生怀疑。如果他们作为神父的能力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或者他们在某个时刻的感觉,那么他们就会变成堂区教民的负担:这些教民走进教堂是为了寻找和上帝的交流,但由于神父为人龌龊或者情绪不佳,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和上帝建立起联系。“卡里斯玛”的信条是一种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神父只要念出那些神圣的字眼,“上帝的恩赐”就会进入他的体内,这样一来,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所主持的仪式都具备了意义。卡里斯玛信条的文明化程度十分突出;它既包容了人类的弱点,同时又表明了宗教真理的最高地位。
由于卡里斯玛失去了其宗教意义,它变成了一种不文明的力量。在世俗社会中,当人们用“卡里斯玛”来指一个强大的领导人时,他的权力的来源比在神圣社会中更加神秘。是什么使得一个强大的人格如此强大呢?19世纪的人格文化通过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人的情感上而不是他的行动上而回答了这个问题。动机当然可能是好的或坏的,但19世纪的人们不再以这种方式来判断它们。能够揭露内心冲动的行为本身就已经变得很了不起;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公共场合揭露他自己,而且还能控制这种自我揭露的过程,那么他就是了不起的人物。人们感觉到他很强大,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世俗的卡里斯玛:一种心灵的脱衣舞。那些被强大的人格所迷住的人变得被动,他们由于被打动而忘记了他们自己的需求。因此,比起早先教会那个文明化的魔法师,这个世俗的卡里斯玛式领导人能够更加完全和更加神秘地控制他的听众。
任何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并且见过左派或者法西斯政客的人都会对这样一种世俗的卡里斯玛式人格的粗暴有直观的感受。但这种直观的感受可能是误导的。它会使人们将这个卡里斯玛式人物和那些煽动人心的政客混为一谈,认为他的人格力量十分强大,以至于能够带领他的听众暴动,就算听众本身并不参与暴动,至少也能容忍他和他的党羽所实行的暴乱。这种直观的感受之所以是误导的,是因为它会促使我们认为当暴力的煽动缺席时,政治中的卡里斯玛力量便处于休眠状态之中。实际上,领袖本人不需要具备什么伟大的、英雄的或者魔鬼般的品格才能够拥有卡里斯玛。他可以是温和的、亲切的和体贴的;他也可以是世故的和优雅的。但只要他能够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品位、他的妻子在公众场合的打扮、他对犬类的宠爱上,那么他肯定能够像邪恶的政客一样让人们对他俯首帖耳。前一天他刚颁布了一项对本国工人极其不利的法令,第二天他就可以和一个普通人家共进晚餐,在公众之中引起极大的关注——而大家将会在极度关注这次晚餐之中忘记了他前一天的所作所为。他可能会跟一个备受欢迎的喜剧明星一起打高尔夫球,这将会使大家注意不到他刚刚削减了几百万市民的养老金。19世纪的人格政治促使卡里斯玛成为一种稳定日常政治生活的力量。卡里斯玛式领袖是政治的代理人,通过他,政治就能够避开麻烦的议题和引发内部纷争的意识形态问题,从而进入一条平稳的轨道。
我们不得不理解的正是这种形式的世俗卡里斯玛。它并不具备戏剧色彩,它并不极端,但它本身自有其令人厌恶之处。
如果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如威利·勃兰特 ,不幸真心拥护某种意识形态,那么他的下属将会在电视和媒体上不停地修正他的立场,直到这些政治立场失去了力量,从而不再对政局有什么威胁;这些下属会尽力显示他是一个多么好、多么高尚的人。如果他是个好人,那么他拥护的也肯定是好的。在当代的政治斗争中,宣称“你们不需要了解我的私人生活,你们只需要了解我信奉什么、我将会实行什么政策就够了”无异于自杀。为了避免这种自杀,政治家必须尽力使自己显得拥有一种纯粹的政治意愿。从政治理念到个人动机的这种转移是如何实现的呢?只要政治家能够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冲动——季斯卡 式或肯尼迪 式的老成、鲍威尔 式的愤怒、勃兰特式的温厚——上,并且根据这些冲动自发地表达出相应的情感,然而又让我们觉得他能够控制住自己,那么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受欢迎的领导人。如果政治家能够表现出这种受到控制的自发情感,那么他的冲动看上去就是真实的,从而这个政治家本人也就显得像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冲动和控制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矛盾来自一种19世纪的主流观念,即认为情感表达是无意的、不受控制的。因而政治家即使在他的职位上什么事情也没做,他也能够让人觉得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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