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身份和感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性得到定义的。然而,作为一种表达的状态,而不是一种表达的行动的性是混乱的。我们所有的经验必定跟性有某种关系,但性是自在的。我们发现它,揭示它,用言语来描绘它,但我们并不掌握它。如果性能够被掌握,那就意味着它是机械性的、工具性的,是和感情无关的——也即是将它和一些我们试图养成而不是顺从的情感一视同仁。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正是如此看待性的,所以他们可以说从肉欲的生活中学习,只不过由于诸多限制性欲的条条框框,这种学习来得太过艰难罢了。今天,我们不需要“从”性中学习,因为这意味着将性划离到自我之外。与此相反,我们持续不懈地通过性器官追求我们自己。
例如,来考虑一下19世纪“引诱”(seduction)这个词和现代“性事”(affair)这个词的不同含义。引诱是一个人的性欲望被另外一个人——不一定是男人——激起,是对社会规则的侵犯。这种侵犯导致这个人其他所有的社会关系暂时出现了危机;通过负疚,这个人的配偶、孩子和亲生父母被象征性地卷入到这种侵犯中去;而一旦这种侵犯被人揭露,他们将会在事实上被卷进去。现代的“性事”这个词消除了所有这些危险,因为它断然否认性爱是一种社会行动。如今,性爱是一种亲密情感的东西,它本质上处于人们生活中所有其他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网络之外。以前的观点认为,性爱和父母身份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所以一个人要是和另外一个人做爱,这个人作为别人的孩子的身份就会被改变;但现在人们在进行性事(无论是在婚内还是婚外)的时候并不这么看。现在我们会说做爱是个人的事情,只跟个人有关,跟社会无关。在一些思想更为开放的人看来,婚姻也是个人的事情,也与社会无关。“性事”这个空洞而含混的词汇恰恰意味着一种对性的贬低,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可以通过言论公之于众的事情。通过反抗性压抑,我们反抗了一种认为性具有社会维度的观念。
这种提倡性解放的努力既然给精神带来这么多好处,为什么还会致使自我陷入一种不可化解的混乱呢?在一个以亲密情感为现实的万能标准的社会中,个人经验通过两种形式得到组织,正是这两种形式导致了这种意外的恶果。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变得极其自恋,所有的人类关系中无不渗透着自恋的因素。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是否真诚和“坦率”地彼此对待成了亲密关系中的交易的一个特殊标准。
在一般人看来,自恋就是迷恋自己的美丽,但临床意义上的自恋与此不同。临床意义上的自恋是一种性格疾病,它的界定更加严格。它是一种自我迷恋,使人无法理解什么是自我和自我满足,以及什么不是。因而自恋就是不断追问“这个人、那件事对我有什么意义”。人们总是不断地提出别人和外界的行动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的问题,所以很难清晰地理解其他人以及其他人所做的事情。够奇怪的是,这种自我迷恋恰恰还妨碍了各种自我的需要的满足,它致使人们在获得一个结果或者与其他人接触时感觉到“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因而自恋具备了一种双重性:它既贪婪地迷恋着自我需要,又阻碍它们得到满足。
自恋的性格症状如今是医生治疗的各种精神疾病最常见的病因。歇斯底里症一度是弗洛伊德所处那个性压抑社会的主要疾病,但现在大体上消失了。这种性格疾病与日俱增,是因为一种新的社会促使它的精神要素得到增长;也因为在这样的新社会中,处在个人界限之外、处于公共领域之内的社会交往已不再有意义。为了避免弄错这种性格疾病得以广泛流行的社会背景,我们得小心地界定它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病症。这种性格疾病并不必然导致精神错乱,受到它影响的人也并不总是生活在一种迫切的危机状态中。承诺的退缩,对“我是谁”的不断追问,给人们带来了痛苦,但并不造成已入膏肓的疾病。换言之,自恋并非一种可能会导致自身毁灭的病症。
在性的范畴之内,自恋致使性爱和任何个人的或者社会的承诺脱离关系。在人们看来,要得知自己是谁,或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证明自己是谁,必须拥有“足够”的性经验;而对性爱作出承诺,将会限制自己获得“足够的”经验的机会。在受到自恋影响的性关系中,双方相处的时间愈长,从中获得的满足便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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