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文明则与此相反。它是让自己成为他人的负累;它是这种人格负担引起的和他人交往的减少。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起那些不文明的人:他们是那些巨细靡遗地向他人透露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倒霉事的“朋友”,他人除了对他们倾吐而出的心声表示唯唯诺诺之外,并没有其他兴趣。而在知识分子或者文学家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不文明;这些人的自传或者传记总是强迫性地暴露各种有关传主的性兴趣、花钱习惯和性格缺陷的细节,仿佛揭露了他或她的秘密之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人的生活、作品或者他的所作所为。但不文明也和现代社会的结构紧密相关。我们将会分析不文明的两种结构。
首先是不文明在现代政治领袖人物,尤其是卡里斯玛式的领导人身上的出现。现代的卡里斯玛式领袖破坏了他自己的情感和冲动与听众的情感和冲动之间的距离,使他的追随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动机上,并使他们不再用他的行动来衡量他的为人。政治家和追随者的这种关系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期,当时一个阶级可能被一个来自其他阶级的领袖所控制;这种关系符合新的阶级情况的要求,在新的阶级情况中,领袖必须保护自己免遭他所代表的那些人的判断。电子媒体在这种关系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既过度暴露领袖的个人生活,同时也模糊了他在办公室的工作。这个现代的卡里斯玛式人物身上体现的不文明就是他的追随者被强加了一个重负,为了理解他当权之后的所作所为,他们必须先弄清楚他的人格——而人格又是那么难以捉摸,所以他们的这种行动永远无法取得成功。如果社会迫使它的市民因为某个领袖能够戏剧化地表达他自己的动机而认为他值得信赖,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不文明的。这种意义上的领导是某种形式的诱惑。尤其是当人们被诱导给那些听起来愤愤不平似乎准备改变局面的领导人投票时,这种统治结构依然没有受到质疑;而由于人格的炼金术,这些政治家无须将他们的愤怒情绪转化为行动。
我们将要关注的第二种不文明是现代共同体体验对友爱的歪曲。由集体人格所形成的共同体规模越小,友爱情感的体验就变得越具破坏性。共同体成员开始避免和外来者、陌生人接触;他们共有的人格特征变得更具排他性,共享的行动本身也变得越来越集中在决定谁属于共同体谁不属于共同体上。现代新出现的集体形象放弃了阶级团结的观念,转而以种族或者地区为基础,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友爱纽带变得越来越狭义的端倪。群体中的人们通过拒绝那些并不处在群体之内的人而获得了一种友爱的感觉。这种拒绝为群体创造出一种独立于外部世界、免遭外部世界打扰的要求;群体因而不再要求外部世界发生改变。然而,共同体的成员之间越是亲密,他们的社会交往就会越少。因为这种通过排斥“外来者”而得以完成的友爱过程从来不会终结,原因即在于“我们”的形象从来不会固定下来。由于人们归属的单位变得越来越小,破裂和内部分化正是这种友爱的逻辑结果。这是一种导致自相残杀的友爱。
心灵和社会之间的战斗也在第二条阵线——也就是人们的内心世界——展开。社会不再给个人任何可以用于表演的非人格空间,所以个人失去了表演的能力。
人间戏台的古典传统将社会等同于戏院,将日常行动等同于表演。因而这种传统社会将生活安置在审美的范畴中,并将每个人都视为演员,因为所有人都能够表演。这种想象的麻烦之处在于它是非历史性的。而19世纪公共文化的全部历史是这样的:人们逐渐失去对他们自己的表达能力的信心,反而把艺术家抬高到一个特殊的地位,因为艺术家能够做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做到的事情,他能够在公共场合清楚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并让这些情感得到人们的信赖。
但这种统治人间戏台的古典想象的、将社会生活视为审美生活的观点也有真实之处。社会关系可以成为审美关系,因为它们共享一个根源。这种共同的根源存在于儿童的游戏经验中。游戏并非艺术,但它是为某种形式的审美活动做出的某种准备,而当某种社会环境出现时,这种审美活动就能够在社会中得以实现。这句话好像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但必须这样说,因为当今对“创造性”的心理学研究都是泛泛而谈,以至于很难将特定的创造性作品和生活历史中特定的体验联系起来。游戏通过教会儿童遵守游戏传统而为他们的扮演体验做好了准备。传统是使行为和自我的即时欲望保持一定距离的规则。当儿童学会相信传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准备好通过探索、改变和重新定义这些传统的内容而做一些表达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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