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50年,巴黎人和伦敦人已经认为他们的家庭是私人领域。他们开始觉得外面花花世界的言谈举止和穿着与家庭的亲密氛围格格不入。125年之后,从理论上来说,家庭和外面的世界之间应该是绝对分离的。但这种观点依然是并不准确的历史陈见。因为沉默创造了隔离状态,所以公共和私人之间不再有截然对立的区别。在这个时期,在不受人打扰的权利的保护之下,没有什么特殊的人物可以观察的沉默的观众完全可以沉浸在他自己的想法和白日梦之中;他对社会交往无动于衷,他的思维却能够自由地漂浮。当时的人们逃离家里的客厅,来到俱乐部或者咖啡馆,就是为了寻找这种隐私。因此沉默叠加在公共和私人想象之上。在这里出现了一种我们前面分析过的现代摩天大楼用以得出某个逻辑推论的观念。
并非无论男女都同样享有这种逃到公共场合寻求隐私的权利。即使到了19世纪90年代,单身的女人若到巴黎的咖啡馆或者伦敦的高级餐厅去,难免会招来一些非议,有时候甚至在门口就被挡住了。她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人们认为女性需要更多的保护。在当时,如果一个工人在马路上拦住某位绅士,向他询问时间或者路线,路人会处之泰然;但假如这个工人因为同样的问题和某位中等阶级的女性攀谈,那么可能会引起一阵愤怒。换言之,“孤独的人群”是一个私有化自由的领域,男性更可能逃避到其中,不管这仅仅是因为男性占据了优势地位或者是更加需要逃避到其中。
19世纪用来理解人们外表的规则已经超出了卢梭用来分析巴黎的那些规则。在卢梭看来,这座大城市如果存在公共领域的话,那么城里所有人都必须是演员才行;在他描写的巴黎中,每个人都陷入了自我膨胀和追逐声望的状态。他认为巴黎城正在上演一出错误的戏剧,每个人在剧中的表演都是过火的。而在19世纪英法两国的首都,可以恰当地用来比喻城市生活的戏剧形式变成了独白。卢梭曾经希望在社会生活中面具能够变成脸庞,而外表则标志着性格。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的希望实现了;在19世纪,面具确实变成了脸庞,却造成了社会交往遭到侵蚀的结果。
在19世纪90年代,巴黎和伦敦出现了一种完美地体现了这些新规则的社会娱乐形式。大规模的公众宴会在城里流行起来;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大多只认识房间里的两三个人。吃过菜肴相同的晚餐之后,会有两三个人发表谈话,朗诵他们自己的或者其他人的书籍中的段落,或者用其他方式娱乐人群。这种宴会终结了两个世纪以前在咖啡馆出现的活动。它终结了作为社会交往的谈话,它终结了自由、随意然而又精心准备的谈话。大规模的宴会是这样一个社会的象征:这个社会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重要的个人体验领域,但又认为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意义。
基于这些原因,到了19世纪末期,观众的基本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艺术领域中,沉默是依赖性的表现;在社会中,沉默则意味着独立性和隔离状态。公共文化的整个基础已经分崩离析。戏台和街头的关系如今颠倒过来了。艺术领域中存在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来源不再能够为日常生活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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