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学派在19世纪初期开始形成,而将表演的工作和公共场合中某些特殊的人格联系起来的正是这种学派。这种学派的成员认为音乐本质上超乎注解的力量之外;在他们看来,越来越复杂的音乐注解恰恰是对这一事实的承认。这个学派的核心人物主要是表演者。表演者是创造者——作曲家可以说是他的教练。对于这一学派中更为离经叛道的表演者来说,忠实于乐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乐谱和音乐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亲和性。如果莫扎特 的乐谱并不代表莫扎特的音乐,他们干吗要如实地依照这些印刷出来的乐谱进行演奏呢?如此一来,要使音乐获得其自身的生命力,表演者不得不变成莫扎特本人;表演者就像一个魔法师,他通过擦擦魔灯,给一个人物带来生命力。因此,这种学派开始以两种方式看待音乐:首先,音乐的意义只有在演奏中才能体现出来,而非被冻结在文本之中;因而音乐变成了一种以内在性的原则为基础的艺术。其次,表演是否成功,取决于表演者在表演时是否强有力地揭露了自己强烈的情感。“演奏会就是……我本人。”弗兰茨·李斯特 这句著名评论体现了表演者和文本的这种新关系。能够饰演精彩角色、演奏出美妙音符的表演者再也不被当成熟练的工人,而是被视为有其个人风格的艺术家。
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席卷之下,所有的艺术领域都出现了这种内在艺术和人格之间的关系。例如,从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中,我们能看到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之下,19世纪20年代那些和创造力联系在一起的词汇如何发生了变化:
就评价艺术家而言,对技巧的强调逐渐被对情感的强调所取代;这种取代得到的支持来自同时发生的词语变化,这个时期出现了“创造性的”“原创的”和“天才”等词语。“艺术家”的新义项派生出“艺术的”和“艺术家的”这两个词,到了19世纪末期,它们所指的不是技巧或者技能,而是人们的性格。“美学”派生出“审美家”,同样,这个词指的是“某种特殊人物”。
然而,表演艺术家必须成为一种不同于浪漫主义诗人、画家或者杂文家的“特殊人物”。表演艺术家必须引发出观众的直接反应,诗人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后者在创造清高的自我形象时可能是单独地构想他的意境和诗句。除了直接面对观众之外,对于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家和画家来说,艺术从技巧到自我的转变也肯定并不相同,因为这两种艺术家和他们的表达媒介之间的关系并不相同。无论他在弹奏中表现出什么样个人的风格,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家依然受到文本的束缚;这种文本通常不是他的作品,也不是在此时此地被创造出来的,而在此时此地,他正在观众面前赋予它以生命力。因此,在将音乐转变成一种内在体验的过程中,浪漫主义时期的表演者必须依据文本进行演奏,同时又将文本转变为他自己。
当代的评论建议我们如何聆听浪漫主义音乐家使音乐具备内在意义的演奏:停顿、延迟和自由速度使得某个音符出现的时刻变得很重要;在由训练有素的交响乐团合奏的长乐曲中,为了平衡各个乐曲的各个部分,使其紧密地衔接在一起,通常会出现大起大落的节奏变化。这些都是表演者在表演某个文本的时候才会使用的技巧。突然的起奏、伤感的音调、震撼的和弦——这些都是使音乐在此刻显得绝对真实的技巧。
人们会认为一个能够如此演出的音乐家具备什么样的人格呢?1840年8月23日,弗朗茨·李斯特就帕格尼尼的去世撰写了一份讣告。他在文章开篇写下了如下的句子:
当帕格尼尼……出现在公众场合,世人将他当成超人,好奇地看着他。他引起的兴奋是如此罕见,他用来调动听众的幻想的魔法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自己并不满足于将他视为普通人。
这些话并没有夸大公众对帕格尼尼的接受。这个小提琴家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小镇,到了1810年,不但是布尔乔亚阶级的听众,就连工人阶级的听众也对他赞不绝口。他是第一个被大众当成英雄的音乐家。
帕格尼尼技巧高明却没有什么音乐品位。他在戏台上所有的表演都专注于将观众的目光引到自己身上。在一场典型的帕格尼尼音乐会上,观众可能会见到这个小提琴家拉断一根、两根,甚至三根琴弦;如此一来,等到一首很难演奏的协奏曲快结束的时候,所有的音符都由一根琴弦拉出来。他们当然也会听到他即兴拉出极其复杂乃至和原来的乐曲毫无相似之处的装饰奏,观众则会陶醉在暴风骤雨般的音符中。帕格尼尼喜欢躲在交响乐团中,然后突然出现在观众面前,而不是先在戏台的两翼等待。一旦出现在观众面前,他会等待一分钟、两分钟或者三分钟,安静地看着观众,然后让交响乐团突然停下来,马上开始演奏。帕格尼尼最喜欢在对他有敌意、准备喝倒彩的观众面前表演,然后通过他的演奏力量迫使他们转而盲目地吹捧他。除了一次在英国的巡回演出,他的表演获得了普遍的赞扬,但评论家从来没能说出他为何会如此超凡。“大家都知道他很了不起,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个评论家曾经这样写道。帕格尼尼让表演成为它自身的目的,实际上,他的伟大正在于令观众忘记了音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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