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以同样的方式阐述了他干预这件事的原因。埃米尔·左拉既不认识德雷福斯,也不认识任何军队中人,在此之前更不曾受到此次事件的威胁。他为什么要插手呢?左拉在第三段向读者剖白了自己:首先,他说他将会“敢于”说出来,“敢于说出真相”。换言之,标志着他参与这次事件的第一个符号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此外,“把真相说出来是我的责任,我不愿意成为帮凶。”谁认为他是帮凶了?这句话的含义是只有参与到这件事中的人才是真汉子,而置身事外则被视为缺乏勇气。这句勇气的宣言为一段特殊的真情告白铺平了道路;如果左拉不敢说出来:
每到深夜,我将会受到那个无辜者的幽灵的纠缠;他在万里之外的国度,饱受最惨无人道的折磨,只为赎回他不曾犯下的罪行。
当左拉谈论他的勇气和“被幽灵纠缠的夜晚”时,重要的并非他是否真诚,而是他的这些话(不管是真是假)是否被读者所采信。在“我控诉”中,这个有良知的人从一开头就让人注意到他的英雄本色;他夸大了他拥有良知的事实——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为另外一个人辩护当然十分奇怪,但它的形式实际上和德律蒙用于反对德雷福斯的语言是相同的。
在了解开头这种特殊的修辞背景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接下来的段落。许多现代的评论家用逻辑的和法律的观点来看待左拉这篇文章,所以觉得左拉的辩论不值一驳,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但左拉的辩论中体现的是19世纪有关公共人格的看法的逻辑。
左拉在第五段到第十一段指出陷害德雷福斯的人是谁。他写得直截了当:
此事全是由一个邪恶的人所操控和完成的,这个人就是帕蒂·克莱姆上校。(第六段)
左拉的证据呢?他没有任何法律的或者事实的证据。他在第五段告诉我们,只要进行一次“真正的”调查,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剩下的我就不说了;让他们去调查,他们将会发现。”在第六段的中间,左拉宣称“完全可以说”帕蒂·克莱姆是第一个陷害德雷福斯的人。但左拉并没有寻求法律的或者事实的证据,因为这次事件的对与错将可以从当事者的人格中看出来。如果他能够让读者觉得帕蒂·克莱姆是一个恶心的人,那么克莱姆肯定构陷了德雷福斯。因而,在指控帕蒂·克莱姆之后,左拉立即妙笔生花地对他的为人进行了一番描述,把他描绘成一个阴谋家,一个爱看传奇小说的人,一个热衷于阴谋诡计和在深夜幽会神秘女士的人(第六段)。而帕蒂·克莱姆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陷害德雷福斯,既不是由于制度的力量需要一个受害者,也不是由于军队的领导层需要为自己正名,而是因为帕蒂·克莱姆拥有一种催眠其他人的能力,
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拥有通灵术和招魂术,能够和魂灵进行对话。(第七段)
左拉通过将帕蒂·克莱姆神秘化完成了对他的性格的描述;于是读者看到,幕后的黑手是一个恶人,而一个英雄站出来揭发他,两者之间是一个值得尊敬但毫不知情的法官——而德雷福斯被判入狱反倒成了十分偶然的事情。
指责了这个恶棍之后,左拉继续用个人情感来转化所有的证据。例如,证据中有一份备忘录,左拉是怎么对付它的呢?“我否认该文件的存在;我用尽全身的力量来否认它的存在”(第十段)。作者没有去分析这份文件的内容,而是通过强调“我”“用尽全身的力量”否定它来摧毁它的真实性。在同一段稍后的地方,左拉再次使用了这种手段。他先是说无论这份文件的实质是什么,都和国家安全无关,随即宣称:
不,不是的;这是谎言,甚至比谎言更加恶毒和无赖,因为他们说谎却免遭惩罚,这样的谎言,谁能够将他们揭穿呢?
“它”(备忘录)突然变成了“他们”(敌人)。尽管我们刚刚看到备忘录牵涉到的事情微不足道,所以很可能只是一份“他们”用错了地方的文件;但现在它变成是他们捏造出来的了,而且还不可能讨论它的真假,因为“他们以一种没有人能够给他们定罪的方式说谎”。
因而,通过将德雷福斯事件转变成一场英雄与魔鬼对决的个人道德戏剧,左拉使得所有关于证据的讨论只有在和敌对双方的人格扯上关系之后才有意义。证据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它的心理象征功能。
在第十二段到第二十二段中,从埃斯特拉齐出现到“我控诉”发表之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也得到同样的对待。军队官员迫不得已决定检举埃斯特拉齐的时刻被描述成一个“充满痛苦的心理时刻”。左拉用最为个人的语言来攻击这些迟迟不肯做出决定的军官——“这些人怎么能够睡得着呢,他们也有心爱的妻子和儿女啊!”(第十五段)。这句异乎寻常的话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左拉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没有世界,没有官僚机构的网络,没有权力与权威的冲突:那儿只有绝对的自我。如果你不赞成我,你如何还谈得上有人性?每一个世俗的表象,每一次特殊的行动都变成了这些绝对的自我的标志。一个人的面具如实地反映了他的性格,因此,对左拉和德律蒙来说,他们不能改变这些世俗的立场,不能彼此妥协,因为一个人怎么可以拿自己的人格来进行讨价还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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