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亲密性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是它十分强调共同体的重要性。在日常的用法中,共同体是指一个街区,地图上的某个地方;如今人们之所以普遍这样理解它,根源恰恰在于19世纪发生的导致生活在不同城区的人过着不同生活的城市原子化过程。然而,这种日常的定义太过狭窄;有一些共同体体验是人们无须彼此生活在一起也能感受得到的。
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试图通过比较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来描绘共同体的非地理学含义。Gemeinschaft是一种人们之间存在着完整而开放的情感关系的共同体。为了将这种意义上的共同体和Gesellschaft(社会)进行比较,滕尼斯特意进行了历史的对比,而不是去描绘两种同时存在的不同的生活状态。在他看来,Gemeinschaft存在于中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尚未兴起、城市化尚未出现的世界或者传统的社会之中。这意味着人们彼此之间进行完整而开放的情感交流的Gemeinschaft只可能在等级社会中出现。与之相反,Gesellschaft的关系则适合现代社会,因为现代社会出现了劳动分工和不稳定的阶级,人们的身份不再由世袭而来。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将会把劳动分工的原则应用到他们的情感上,如此一来,他们每次和其他人交往的时候,只会投入部分的情感。滕尼斯对Gemeinschaft的消失表示惋惜,但他认为只有“社会的浪漫主义者”才会相信它会再次出现。
我们已经变成了滕尼斯笔下的“社会的浪漫主义者”。我们认为向其他人揭露自我从道德上来说是一种良好的行为,不管这种揭露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让我们回忆起本书开头描写的那些访谈员吧:他们认为,除非他们在每当受访者透露出某些心声时也揭露他们自己,否则无法和受访者建立起一种人性的和真诚的关系。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将会把受访者当作“物品”,而将人们当作物品是不好的。这里所涉及的共同体观念是一种认为当人们相互揭露自我时他们之间会产生出纽带的信念。如果没有心理的开放,那么就不可能有社会纽带。这种共同体原则和18世纪那种人们相互伪装、戴上面具的“社交”共同体恰好相反。
任何种类的共同体都不仅仅是由风俗、行为和对待他人的态度所构成的。共同体也是一种集体身份;它是一种对“我们”是什么人的定义。但如果问题到此为止,那么任何社会群体,从街区到国家,都可以被当成共同体,只要群体中的人们认为他们是一个整体。问题在于这些有关集体身份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人们用什么样的工具来打造一种“我们”是谁的定义。
当一个群体的存续遭到威胁时,比如遭遇战争或者其他灾难,一种最简单的形成共同体身份的办法就会出现。在人们采取集体行动来应付这种威胁的过程中,他们会觉得彼此的关系很紧密,并且寻找一些将他们联系起来的形象。集体行动促进集体自我形象的产生:从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到18世纪咖啡厅和戏院中的话题都体现出这种关系;共同的话题促使人们产生一种共同构建“公共领域”的感觉。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说一个有着丰富公共生活的社会的“共同体意识”来自这种共同行动和共同的集体自我意识的结合。
但在公共生活遭到侵蚀的年代,共同的行动和集体身份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如果人们在街头上不和其他人说话,他们如何知道他们属于一个群体呢?你可能会说,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会不再认为他们是一个群体;但是19世纪公共生活的情况却显示这种看法并不对,至少就近代而言是错误的。咖啡馆中那些沉默而孤单的人,那些在马路上闲逛但不跟任何人说话的“都市浪荡人”,继续认为他们身处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而且它里面的其他人和他们有着某些共同之处。衣服和言谈都已不再具备揭示的功能,他们用来构建集体身份的工具变成了幻想和投射的工具。因为他们用有关个人状态和个人象征的话语来思考社会生活,所以他们开始做的事情就是在公共领域创造出一种共同人格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只有通过幻想才能被创造出来。由于人格的标志实际上十分不稳定,而解读人格的行动又十分困难,所以人们只有通过幻想和投射才能将个人的人格放大为某个群体的集体人格。
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共同体形式:这个共同体有着集体人格,而这种集体人格又是通过共同的幻想而产生出来的。它和共同体的日常含义(作为某个城市生活区域)相去甚远,但话说回来,共同体的日常定义远远不足以令我们理解共同体现象本身的深度和重要性。此外,我们将会试图探讨作为共同人格意义上的共同体和上述的群体自我利益的问题有何关联。在被投射的集体人格的现象和群体利益的丧失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的关系:群体的生活越是由幻想出来的集体人格所主导,那么这个群体就越不能追求它的集体利益。这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形成于19世纪,在阶级斗争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和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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