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集体人格的共同体开始形成,19世纪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共同的想象变成了制止共同的行动的因素。人格本身变成了一个反社会的概念,与此相同,集体人格变成了社会中对立于群体行动、难以转化为群体行动的群体身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同体变成了一种集体存在的现象,而不是集体行动的现象。群体惟一能采取的行动就是净化、拒绝和惩罚那些不“像”其他人的成员。由于可以用来形成集体人格的象征性物品并不固定,共同体的净化变成了一种无穷尽的行动,不停地追问谁才是忠诚的美国人、真正的雅利安人、“真诚的”革命者。集体人格的逻辑就是排斥,它排斥敌人,排斥所有的联盟、合作和统一战线。广义地说,如果今天的人们寻求和他人拥有一种全面而开放的情感关系,他们只能得到彼此伤害的结果。这是当人格在社会中出现时兴起的破坏性的Gemeinschaft的逻辑后果。
自我利益的悬置和集体人格的幻想都是和政治紧密相关的话题,我想用特殊的事件和人物来分别理解这两种亲密性社会的种子。公共人物对群体自我利益的悬置最早出现在1848年法国大革命刚爆发的时候,为了研究这种悬置,我们将会用它刚出现的情况来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一位神父的革命工作进行简单的比较。集体人格的形成则主要通过对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共同体语言,尤其是左拉的《我控诉》的分析而被研究。
1848:个体人格战胜阶级
在交响乐团指挥的地位逐渐升高的同时,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也出现了。当社会危机一触即发的时候,布尔乔亚偶尔能够在公共领域运用人格的规则,用来控制准备革命的工人。这种情况的实现有赖于一个新的代理人,这个新代理人就是已经变成令人信服的、能够打动听众的公共表演者的政治家,他能够将布尔乔亚观众通常在艺术领域应用在自己身上的沉默的原则强加于他的工人阶级观众身上。结果是工人阶级会暂时搁置他们自己的要求,但这种搁置往往是致命的。
如果我们把布尔乔亚的政治家当作主导工人的表演者,那么将会引发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人们通常认为政治家是有意识地操纵公众的人物,或者是一些知道他们自己的能力的人。于是,在说起19世纪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时,人们通常会认为当时的布尔乔亚都是恶棍,而工人阶级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是19世纪阶级统治真实的戏剧性恰恰在于布尔乔亚将他们用来统治和压制自己的认知规则强加于下层阶级身上,但对此一无所知。实际上,这些规则在大革命时期有效地促使工人阶级保持着被动的状态,而运用它们的布尔乔亚并没有理解和领会到它们,就像他们并不理解导致他们发财致富的商业循环一样,他们也同样不能理解自身为什么会担心他们那构成整个社会心理的一部分的身体外表会透露出他们的内心。
1848年2月到6月间的革命标志着两种彼此联系的新力量的出现。1848年是19世纪的文化状况和阶级状况交接的时刻。它是行为学、沉默和孤立的规则——也就是布尔乔亚公共文化的规则——第一次被发展到能够影响人们对革命的体验的时刻。这场革命是一场参与暴乱的人们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阶级问题和阶级冲突的革命。
在任何革命或者社会运动中,旁观者只要留心就能察觉到阶级利益所扮演的角色。但参与革命的人公开地谈论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情况并不常见。阶级意识的出现使得1848年的革命有别于先前的法国革命,在1830年的革命中,那些可能受到阶级驱动的人其实并不知道阶级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本身也只在1848年之前十八年才开始蓬勃发展;所以某些向那些在1848年斗争的人们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被有意识地向那些在1830年斗争的人们提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1830年的革命通常被称为“布尔乔亚革命”。如果我们因此认为当时巴黎街头的人群主要由布尔乔亚组成,或者认为那些和复辟政府进行立宪斗争的众议员都是布尔乔亚,那么我们就被这种叫法误导了。这是一场由中等阶级的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领导的革命,而走上巴黎街头的革命者主要是有着各自的痛苦的手工业劳动者;这群革命者成分非常复杂,除了极端贫穷的和极端富裕的,里面什么人都有。但如果我们用“布尔乔亚的革命”来代表一种促使当时不同群体的人们联合起来的关于“人民”的看法,那么这样说是准确的。
德拉克洛瓦1831年画的《自由引导人民》是对这种叫作“人民”的共同体的最为出名的重现。画中有三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穿越堡垒,跨过遍地尸体;中间是象征着自由的女人,她摆出一个经典的姿势,但是一只手举着旗帜另一只手拿着步枪,号召她身后的人们向前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左边是一个戴着高帽、穿着黑色细平布外套的绅士,右边则是一个穿着领口敞开的衬衣、双手拿着两把手枪的工人。由两个代表人物构成的人民就是这样被一个象征着自由的女人引导着。这种混合各种阶级的“人民”寓言解决了维尔克时代的问题——哪一种人代表了自由的问题。但这种关于“人民”的寓言却没有存活下来。克拉克在他那本出色的著作《绝对的布尔乔亚》中用下面的句子来结束他对这幅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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