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标志显示人群处于被动状态呢?当时有个贵族妇女的笔名叫丹尼尔·斯特恩,对拉马丁怀有敌意的她详细地写下了亲眼所见的情况。为了弄清楚他所说的话,她写道,人们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话语的流动上;他们关注的不是他提出了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是他所采取的立场,而是他说话的方式。当他们集中精神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总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看到一点他所透露出来的情感。斯特恩告诉我们,一旦被他的表演所征服,当时的人群就会变得“不合常理地安静下来”。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的悲哀,他们自己的利益。当他告诉他们他无须大喊大叫来表达情感并且他完全能够控制住自己时,人们会为自己的喧闹和没有目标的抗议而觉得羞惭。斯特恩写道:“他光凭无与伦比的雄辩……就压制了人群的激愤。”没有人真正在乎他说的是什么,他们在乎的是他怎么能够如此富于诗意和优雅。当我们说这样的人的面具已经变成脸庞时,我们的意思是,这个人只要能在公共场合激起他人的情感,那么他就具备了一种因为“真实”而优秀的人格。
政治家只要能够凭借外在的表现在公共场合取得他人的兴趣、尊敬和信任,只要能将观众的注意力从他或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上引开,他就能够利用人格来当一种反意识形态的力量。正是这种人格的力量让托克维尔感到害怕,尽管他是当年2月到5月中旬那些公共秩序的重建的受益者(因为他比拉马丁保守)。托克维尔写道:
我认为没有人能够像当时的拉马丁那样激起如此强烈的热诚;要理解那些盲目崇拜拉马丁的人对他的敬爱有多么过分,人们必须先见识过因怕而生的爱。
发表演讲的拉马丁就像是第五共和国时期发表演讲的戴高乐,或者将其贬低一点来说,像是因为被指控腐败而为自己辩护的尼克松。如果领导人能够在公共场合让人们关注他的情感能力,那么他就能够使那些人们强加给他的要求变得不合情理。但从某个方面来说,这种类比是不准确的。在19世纪革命的混乱局面中,在戏院之外,在工人阶级的情感完全被激发的时刻,这位领导者成功地将中等阶级的礼仪标准——也就是在艺术面前保持沉默——强加给工人阶级。而上面提及的现代政治家尽管也使得观众保持沉默,但这群观众却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此外,巧舌如簧的演讲术本身不再流行了;但这种演讲术的用途和功能将过去和现在联系了起来。在法国大革命早期的这些日子里,我们从拉马丁身上看到的是压倒了阶级利益的人格文化的力量。马克思贬低这次革命运动的“诗歌和优美的辞令”,认为其和“真正的斗争”毫无关系;这种看法错得离谱,因为打败了阶级斗争的正是诗歌和优美的辞令。
托克维尔对拉马丁成见过深,乃至于只把他当成临时政府的傀儡。拉马丁当过它的外交部长,在现代历史学家威廉·兰格看来,他:
证明了他本人是一个顽固的现实主义者……拉马丁基本上拥护和平的政策,这一点帕尔摩斯顿马上就看出来了。英国人,包括这位外交大臣,十分赞赏明显是一个感性的男人的拉马丁。
但他之所以备受巴黎的革命人群欢迎,却并非因为这些品性;实际上他的外交政策得到的支持少得可怜,还被认为太过软弱。拉马丁顽固的外交政策使他失去了公众的支持,而他在大革命刚开始的几个月频繁地出现在公共场合恰好是他用来重获民心的手段。
我们已经看到,1830年和1848年的区别是,到了1848年人民不再是一个内部的各种不同利益能够由相同的方法得到满足的共同体。到了1848年,布尔乔亚既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也是人群眼里的敌人。拉马丁完全相信人民,但他却不高兴和活生生的人民相处。他认为国家应该根据“高贵的情感”来统治,但又说不清贵族是否最好地体现了这种“高贵的情感”。他认为“诗歌”使一个国家变得伟大,但又不确定诗句和每周六天每天十二个小时的劳动或老鼠横行的公寓之间有什么关系。因此,拉马丁所属的阶级的成员很难理解他们所领导的事件。他们并非伪共和主义者,他们其实是一群矛盾的人。
革命期间,对巴黎的人群发表演讲的时候,拉马丁面对的工人阶级大多情绪激昂。在1848年4月的选举中,巴黎的工人阶级一般都会把票投给中等阶级的候选人:信奉社会主义的候选人只有十二个被选为议员,像布朗基和哈斯巴伊这样的杰出激进主义者都落选了。然而阶级之间的敌对情绪无处不在。街头上最为喧哗和最为活跃的都是敌对情绪最为严重的,他们随时准备寻隙生事,哪怕当权的是一个备受欢迎的政府,也可能被他们毁于一旦。拉马丁使这些极端分子沉默的能力是公共领域的人格力量的一个例证,但也悖谬地显示了公共人格自身的局限。在5月中旬之后,越来越需要秩序的街头人群很快就厌倦了拉马丁。他们变得对拉马丁漠不关心,仿佛他们在了解了他的为人之后,已经不愿意接受他的统治了。到了5月底,拉马丁再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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