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哲学思想从总体看相当活跃,出现了多位在哲学史上影响重大的思想家。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刚建立起来的明王朝,除了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专制统治以外,并在思想领域提倡程朱理学,加强思想控制。明末人陈鼎追述明初的情况说:“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1)当时规定学校“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2)。朱元璋强调说:“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3)北方经元末长期战乱,学校废坏较多,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特地颁发四书五经于北方各地学校。
永乐时期,明成祖继续提倡程朱理学,为了防范“天下士所为学,言人人殊,俗异而政无统”(4),特命翰林学士胡广纂修《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汇辑宋元各家理学之说,颁行全国,作为士子求学和当官的必读教科书,凡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则视为异端予以排斥。如朱棣看了鄱阳人朱季友所著书,大发雷霆说:“此儒之贼也。”遣行人押赴饶州,令诸地方官吏杖之,焚所著书。罪名是“毁宋儒以自是”(5)。这件事典型地表现了朱棣以政治权势来维持程朱理学的统治的用心。
明朝前期,靠着封建统治者的强制推行,程朱理学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这一时期的理学家,主要是以薛瑄为主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为主的“崇仁学派”。
薛瑄(1389~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他曾任大理寺卿、礼部侍郎等官,英宗复辟后,回家讲学。在政治上,薛瑄强调重视民心,他说:“自古未有不遂民心而得天下者”,“为政临民岂可视民为愚且贱而加慢易之心哉!”(6)在学术上,薛瑄非常尊崇朱熹,认为“孔子之后有大功于圣学者,朱子也”(7)。他主张向外求知,提倡笃实践履之学,认为“游程子之门流于老禅者,由致知格物之功未至也”(8)。心学主张静坐悟理,他批判说:“谓人读书为义外工夫,必欲人静先得此心。若如其说,未有不流于禅者。”(9)
薛瑄对张载也很推崇,他的《读书录》就是仿照张载的《正蒙》方式写成的。他接受了张载气本体论的思想,他说:“天地之间只有理气而已,其可见者气也,其不可见者理也。”在论述理气究竟以何者为本时,他认为“一气流行,一本也。着物则各形各色而分殊矣”(10)。但薛瑄在理气关系上,最终还是陷入了朱熹的理本气末的唯心论观点,他说:“理为主,气为客。客有往来,皆主所为,而主则不与俱往。”(11)这就是说,理是常住不变的,气的往来变动是理所主宰着的。
薛瑄在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人们称他为“薛夫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把他列为“河东学案”。《明史》说:“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12)这一评价,似乎过高了一点,其实薛瑄在明初思想界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只不过是重复了宋元理学家们的一些观点,并没有什么独到创新的见解。薛瑄死时七十六岁,这一年他写诗自述:“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通天。”(13)这可能是他对自己七十六年生活道路的概括: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只不过是兢兢业业宣扬和实践天命性理之学。
明代前期,和薛瑄齐名的是吴与弼(1391~1469年),江西崇仁人,号康斋,当时两人并称为南北两大儒。
吴与弼一生只做过两个月的左春坊左谕德,其他时间一直家居讲学。他非常崇拜朱熹,在其《日录》中常有他梦见朱熹的记载,晚年专程去福建谒朱子墓。他和朱熹一样,积极鼓吹“存天理,灭人欲”,一再强调“人须于贫贱患难上立得脚住,克治粗暴,使心性纯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两忘,惟知有理而已”(14)。这样教人安于现状的消极思想,完全是为维护明朝封建统治制造舆论。
吴与弼虽然崇奉程朱,但在他的思想中,也夹杂着心学思想。他“尝叹宋末以来笺注之繁,率皆支离之说,眩目惑心,非徒无益,而反有害焉。故不轻于著述”(15)。很明显,这是他承袭了陆九渊批判朱熹的“支离”之说。他在一篇题为《道中作》的诗中说:“寸心含宇宙,不乐复如何。”(16)这是寸心包含宇宙的心学思想。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吴与弼虽“一禀宋人成说”,但心学家“白沙(陈献章)出其门”,陈献章继承了吴与弼的心学思想而更往前推进,到王阳明时心学大盛。“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之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17)黄宗羲把吴与弼看成是明代心学之滥觞,是有道理的。
明代中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思想领域也起了巨大的变化。这时,程朱理学已显得陈腐,一些理学家,只是“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18)。他们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精神。于是心学崛起,陈献章学说成为明代从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演变的中间环节,正如《明史·需林传序》所称:“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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